第四节　结论

　　一、「建设人间净土」的外缘内因与教育路线

　　(一)「建设人间净土」的圆熟外缘——东老

　　本文「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沿革」的探讨里，「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在民国四十六、四十七年(1957、l958)有「美化人生以达理想社会」、「慈悲的圆满表现」、「抛弃了所有乃至可能的痛苦」等不同用语表达。这些论述的文字，并没有提及虚大师、东老、印老之名。当时法师仍在军中，尚未二度出家，与此相关的文章则投稿在东老人的《人生》杂志。

　　民国六十七年(1978)「复兴中国佛教」、七十八年(1989)「建设人间净土」、八十二年(1993)「回归佛陀本怀、人间化佛教」、八十五年(1996)「推动落实人间佛教」，也都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理念的不同说法。当中杨仁山、虚大师、东老、印老之名每每出现其中，尤其虚大师与东老，法师以二位说明其精神、理念的传承。这一民国六十七年(1978)开始的传承陈述，是法师在继承东老道场之后，意图为即将展开的佛教事业，寻个使命、历史、文化的定位点。

　　因为民国六十六年(1977)底东老出人意表地坐化，惊恸法师从美国赶回奔丧，民国六十七年(1978)法师以孤臣孽子之心，奉遗命继任「中华佛教文化馆」馆长、农禅寺住持。292又应中国文化大学附属机构，聘为「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美国佛教会在台译经院院长。293同年年底灵源长老传临济宗法脉294(民国六十五年法师已在美国获东老曹洞宗传承)295。这些接任代表三个方向，东老的道场，是以传统僧教育、大众弘化为主；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与译经院，是以现代佛教高等教育为主；东老、灵源二老的曹洞、临济传法，是传统中国禅宗的心法主流。

　　法师处理了东老后事，即以「尽我的力量，推动并实践东初老人为佛教文化及佛教教育作奉献的遗志」296，作为努力的原则。法师自此，正式地以东老遗留的道场，独立地展开弘法利生工作。此一「继往」，法师把教界诸山长老共同赞叹东老「筹办教育、从事文化事业、推动慈善福利事业最有成果」的教育、文化、慈善三事业，297更远溯其精神、理念、方向的根源与传续。推举了近代佛教兴革为首的杨仁山，继而虚大师，再传东老或印老，为传薪人物，以至法师。

　　所以法师于东老往生后，于佛教三项事业与宗法传心，都有了如法的传承与道场，高等教育的推动也有了社会认同的学府为立足点。换另一种说法，法师于佛教的普及推广、教育现代化与素质的提升、和禅法的时代契入，在精神意志、历史使命上已有了全面性的准备。

　　续此「继往」接任的「开来」，是年(民国六十七年)法师即致力于佛教高等研究之学报出版、杂志刊行、禅修指导、大众化讲经、法会接众等，一步一脚印地全面推动，渐渐具体成形，直到今天。法师将东老毕生「教育、文化、慈善」等三项佛教事业，发展为民国八十三年(1994)所谓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建设人间净土」。「一大使命」就是推动全面的教育。全面教育就是三大教育：大学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关怀教育。而禅法修持则述诸于「提升人的品质」，以「建设人间净土」。

　　因此从法师投稿东老办的《人生》杂志，发表「美化人生」、「理想社会」等文章，到继承东老的道场，推动「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为「一大使命，三大教育」。东老当是促成「建设人间净土」此一理念落实的主要外缘。然而法师「建设人间净土」的信念建立，却是源自于法师大陆的童年出家，而不是再度出家依止的东老。

　　(二)「建设人间净土」的内因蕴育——经忏省思

　　1．法师大陆出家的经忏三反省

　　本文「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溯源」的部分，已交待法师大陆出家的三个道场学习，与时代背景，和佛教兴革。在这些相互交错的影响下，法师是如何认识佛教，乃至蕴育「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当中可归纳法师在三种不同的道场，以三种不同的面向，反省「经忏佛教」，而不自觉地使「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成形。

　　法师还没出家时，在童年的生活中，所认识的佛教，是热闹的音声佛事，超渡亡灵的经忏僧。在狼山出家后，由于听讲，知道佛法是用来说给「人类」听，而不只是「诵给亡灵听」，因此立志于弘化。在上海大圣寺，法师反省之所以沦为经忏僧，是因国家、社会动荡、民心不安，造成出家人的生计难以维持。但民心的不安又起因于大众不知道佛法因果等观念，所以立志于教育。在上海静安寺佛学院读书时，明白了佛陀与高僧大德「都不是以经忏弘扬佛法，而是用佛教教义和佛经中的义理」摄化大众，于是法师发愿「要好好读书，深入佛法智慧大海」。

　　以上法师于经忏的反省面向是从抽象的「人类」、「亡灵」，到现实的「国家」、「民心」，再转入「佛陀」、「高僧」的人格特质。促成此反省的因缘，是狼山的听讲、大圣寺的环境刺激、佛学院的读书。而反省后的立志，是「弘化」、「教育」，深入「教义」。这三者主要实践的方法就是「读书」。反省的范围由大到小，着手处则由外而内，从理念(人间净土)、事业(教育)到读书(教义)，越来越具体，而呵成一气。这样的反省与立志，是否造成日后法师对经忏采取反对的态度?

　　2．法师再度出家经忏意义重显

　　法师于经忏佛事，过去虽有着努力以赴，却深陷于痛苦与罪恶感的经验。298奇怪的是，法师日后并没有因此厌恶、痛绝经忏，或壁上远观、批判，反而在民国四十九年(1960)的〈论经忏佛事及其利弊得失〉一文，阐述为了宗教情操、宗教家的气质养成，以积极正向的态度，主张不应废除经忏佛事：

　　……如想确认佛教具有宗教的功能，如果还希望佛教徒们保留若干宗教家的气质，那么对于经忏佛事的问题，谈修正则可，若言废除则断断以为不可。299

　　这「断断不可言废除」，「谈修正则可」的态度，是法师了解「诵经礼忏」不只是佛教的特色，更是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回教等都有，且各宗教都依此宗教仪式感通「非人」的诸佛菩萨，或神、或鬼，而生起宗教信心的方法之一：

　　一种宗教之能激发其教徒的宗教情绪，往往是赖于宗教生活或宗教仪礼的推动；宗教徒之能够由其一己之信心，而感通诸佛菩萨或上帝或鬼神的灵验，往往也是导因于宗教仪式的实践，例如祈祷、礼拜、持诵、观想等的媒介。所以诵经礼忏，并非佛教的特色，佛教有诵经、有忏悔、有礼拜、有祝愿，基督教也有，伊斯兰教也有。300

　　所以法师认为诵经礼忏既为各宗教所有，佛教当不独外。

　　而且法师因出生于良善、贫困、父母皆不识字的农家，以经忏、香火圣迹的美丽错误认识，出家于气氛虔敬的香火道场，赶经忏于大都会的小庙，体会到社会中下阶层，大多经由超荐先亡，植福延生的经忏，才有机会接触佛教，知道有佛法。为了这些人能有进入佛门的因缘，法师认为不应废舍经忏。301这是法师身历其境的生命经验与观察，所提出的忠恳反省。因此不同于社会学者的冶眼观察、运动家的方便、理想家的批判、思想家的抽象，甚至是宗教家的偏执或狂热，而是带着温暖的理想与理性，贴切着现实与苦难的人生，提出经忏不应废除的观点。

　　法师又就忏文本身的内容，提出了经忏佛事修正的方向。他认为经忏无不是为了修行而设，302若行之如法，303也是我人信佛、学佛的着力点。304因此建议经忏应朝着「行持」的方向来修正，而不可以商业化、巫师化、鬼神化：

　　要将经忏佛事当作我人通向成佛之道的桥梁，体认成佛之道的种种方法，不得视为营生的工具，掂斤看两，依人数、时间计钱。305

　　僧众于诵经礼忏之佛事，是在教导一般人如何感应诸佛菩萨，如何自我升拔于佛菩萨的地位，而不是像原始宗教的巫师，以代言人、化身自居，只有透过他们才能与神明接近。306

　　一般人之经忏佛事供养僧众，绝不是为了将自己乃至亲属死后的前途，委诸僧众，而是为了僧众能够教导自己，如何避免死后堕落三恶道。307

　　此经忏修正的立场，可以看出法师本着修行——提升人品——的实用性与合理化为原则，308不离经教、历史沿革，309在俗、入俗、用俗、化俗而脱俗的特质，展现了法师特有的风格。推动「建设人间净土」积极入世，归宗「提升人的品质」避免佛教因大众化而庸俗化；也不因注重人品的提升，而走向独善的山林，忽略佛教人间化世的功能。

　　3．虚大师、印老、法师经忏看法略比

　　虚大师就佛教历史发展事实与时代趋势的适应，从「行之当机及三依三趣」的第二像法时期，说明以「天乘」趣入大乘的法门，是蔽于印度、时代等因素，已不适宜今日第三末法时期「以人乘行进趣修大乘行」，否则将被谤为「迷信神权」310。所以虚大师对于佛门中，与「天乘」有关的教法，如经忏、密法等，是以不合「末法时期的人乘行」而有所抉择，但却以佛教像法时期的「天乘」，而有所包容。所以大师于上海曾办改良式的经忏道场——「法苑」，一边推广佛化教育，同时藉以筹措教育经费。311然而失败了。312

　　印老本于对宗教整体性的观察，掌握佛教乃是以人间为主，以及无神论、因缘法的特质，为了对治、阻绝佛教因时代、区域适应而神化、鬼化的质变，所以力倡「人间佛教」。因而对虚大师设改良式经忏道场失败的看法，认为本来就不应办，而且当坚决取消，而不是去改良：「时革命风暴，迫在目前，大师不依『僧制今论』，与研究佛学者相联络，导一般僧众从事资生工作，乃欲藉改良愚迷陋习之经忏生活以谋发展，似非善策!使当年三民主义革命而真能实现，则『经忏』决为取消而非改良也!」313从这里可看出，印老以宗教的立场，坚持佛教「不共」的「纯洁」，自外于其他宗教，或教内的方便摄化。

　　圣严法师则从宗教功能看待经忏，认为「断断不可言废除」：以宗教仪式大多感通诸佛菩萨、上帝或鬼神的缘由，而主张具有宗教仪式的「经忏佛事」，乃可保有佛教的宗教功能、宗教情绪的激发，和教徒的信心，与宗教家之气质。但是应当修正，不可以将佛事商业化、佛教鬼神化、僧人巫师化。圣严法师以宗教、修行的立场，赞同佛教同于世界任一大宗教之「共通性」——「诵经礼忏」，把佛教立足于世界宗教中，而不同于印老坚决「不共」的立场。

　　而法师于法鼓山推动「建设人间净土」，在社会上举办「佛化婚礼」、「联合祝寿」、「联合奠祭」等佛化教育活动，与虚大师改良式的经忏道场——「法苑」，所推广的社会佛化运动，有诸多雷同，可说源自虚大师的「法苑」314。然而法师秉着不可以将佛事商业化，从中脱俗而出的作略，则又不同于虚大师藉此筹措教育经费的做法。345法师甚至把此「佛化运动」归入在「建设人间净土」三大教育中「大关怀教育」的一部分。虽然如此，法师于现实佛教教育经费的来源，并未忽略，故而提出劝募方式，让一般信众共同参与。316并经由劝募的联络、活动，再把佛法与关怀推广出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角落。317

　　(三)促成法师反省经忏的主要因缘

　　虚大师间接的精神影响

　　法师于佛教的愿景，在狼山兴起了佛法可以「实现世界大同或人间净土」，然而体认到的现实佛教，是「外出参学者回到狼山，还没有一位能够讲经说法」。法师的愿景，与观察出外参学后能否讲经的角度，是间接受到虚大师的精神影响。因为虚大师民国八年(1919)到狼山讲经，造成轰动，流为美传。而且狼山僧人外出参学的佛学院，也多与虚大师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又法师在大圣寺经忏赶到日夜相继，斋主不敬地点唱「小尼姑下山」，「和尚老爷居然照唱不误」，「业务」接到这般「不择」的田地，寺院经济仍难以平衡。面对信徒、僧众如此难堪的处境，法师认为应当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才，以教义度众，挽救人心。法师的想法，恰好雷同于大师刚从后方回到南京，于毘卢寺记者会上，报告「整理佛教计划」有关教育的部分。318此或纯属巧合，但极有可能法师当时是经由报纸，而受到虚大师的影响。

　　因为虚大师在南京开记者会不到一星期，就来到上海静安寺，并也召开了记者会，319没多久静安寺佛学院开办。法师自传——《归程》中，虽没有明示他是透过报纸留意佛教、虚大师，但书中说其获悉「上海静安寺，正在闹着子孙派与十方派的纠纷，在形势上，十方派占着上风，所以力图兴革，整顿寺规，举办教育，以资争取社会及舆论的同情」320。所以法师得知静安寺举办教育，从引文「争取社会及舆论的同情」这段话，可推知法师的讯息是经由「报纸」。所以在此七日前，虚大师见报的「整理佛教计划」，法师或有从报纸中知晓、了解，并产生认同大师从教育以救人心的理念，进而反省「经忏佛教」。

　　法师秉此理念，恳求上人让他就学，但遭婉拒，事隔数月，法师才因虚大师的学生育枚法师，在静安佛学院当教务主任的狼山僧人，激励法师的师长放行，法师开学半年后，才如愿以偿，进了佛学院。入学后不久，虚大师于上海圆寂，法师因而兴起了出家人、僧教育该何去何从的忧患意识。

　　此一忧患意识，让法师在学院内外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中，不为环境所动，并以佛陀、高僧自勉，努力于读书。当时学院虽师资阵容坚强，生活不错，但因位于市中心，每天有佛事，「生活很不宁静，更谈不上如律的轨范」；学僧均需参与经忏，维持学院开支，和自己零用。学院因「寺产纠纷」，「监院密迦、住持德悟以『汉奸和尚』的罪名告下了狱」，接任的佛学院院长白圣长老，「经常要与流氓斗法、斗智」；佛学各科各自讲述，无由理解彼此差异，同学们却是「别管那么多!法师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然后再照着去告诉别人就好了!」的态度；学校把佛事焰口能否当金刚上师，也列为成绩考量；学僧在尚未毕业时，早已了解学无所用，所以有人还俗去读世学或做工；甚至毕业时，有同学当场撕毁毕业证书。这些现实更加深了法师先前因虚大师圆寂，而生起的忧患意识。

　　所以法师从经忏的反省，愿景的兴起，寄望于教育，面对现实佛教的质变，而就读佛学院，大多是受到虚大师间接的精神影响。而原本寄望读书后，成为讲经弘化的法师，毕业将即已确定难以如愿，同学们对僧教育的失望、绝望，更是跌入谷底，情绪激烈。法师油然而生的不是愤世忌俗，而是深化了因虚大师往生时，所兴起「僧教育未来」、「出家到底应该怎么办？」的忧患意识。就是此忧患意识，促使法师从军来台后，在东老办的《人生》杂志，以「美化人生」、「理想社会」等题目投稿，所以才与东老——虚大师闽南佛学院的学生，虚大师同学定慧寺主持智光长老的法子——结了再度出家，亦友亦师的师徒因缘，而为东老的正式剃度弟子，虚大师的第三代。

　　（四）「建设人间净土」的近代教育路线

　　东老不只是虚大师闽南学院的学生，更是虚大师同学智光长老的法子。民国二十三年（1934），东老到焦山定慧寺协助智光长老开办佛学院，此一学院就是前文提到抗日战争在沦陷区继续办学的两个佛学院，上海静安寺佛学院之外的另一个。智光长老主张的教育路线，在前文肆／（三）／3.／（2）「中华佛教总会」筹立——新、旧教育组织整合的小节里，提到民初有别于清末「僧教育会」的新团体有二，一是虚大师全面改革的「佛教协进会」，另一个是以仁山、智光为主，把丛林改办僧学堂的路线。这两个路线办学的经费基础不同，象征的意义也不一样。虚大师的办学经费多来自体制外，从少数社会中坚份子募资。321而仁山、智光则是以传统寺院的经济来办新式教育，所说服的对象是寺院守旧的僧众。因此智光长老在定慧寺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为僧众认同，当上住持，而创办新式学院于丛林。322

　　东老毕业于虚大师的闽南佛学院后，原本要到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进一步学习，323为什么转为认同、接受智光长老以传统道场兴办新式教育的路线？东老在介绍智光长老的文章中这么说：

　　（智光长老）虽力主改革佛教制度，然佛教经济财源，仍操于大丛林寺院。社会人士都以寺院代表佛教，……所以要革新佛教，要从僧教育开始，要兴办僧教育，又必须改革丛林制度，如何使丛林寺院本身发动改革，则必须使革命性僧青年渗入丛林，……。324（《佛教文化之重新·智光大师与中国佛教》）

　　所以东老认同了智光长老从佛教内部启动新式办学，不仅是外化入内。而且不因办新式教育，废弃传统丛林制度：

　　（丛林制度）并非不适用，只要稍能改进，加以教育，犹不失为中兴佛教的道场。325（《佛教文化之重新·智光大师与中国佛教》）

　　这一作略，可说是沉潜、宁静的革命，将千百年来的丛林制度改为学院，并对其他的丛林制度产生实质有力的影响。326就在这样的基础，新旧合一的精神下，让定慧寺在沦陷区内，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炮弹毁寺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更扩大办学，办学之企图是越挫越勇。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印老所谓「佛教面目全非」的情况下，327独自襄助虚大师主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集九省三市俊彦比丘二百余人于一堂」328。可见智光长老、东老在处事、任事、行事之眼光、耐力与能力，非泛泛之辈！此一深入丛林的改革路线，能补虚大师长期为旧派寺僧不容之憾。329而法师就读的静安佛学院，也是千百年的古道场，虽不是山林中的大道场，却是位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的中心，可说是都市的经忏丛林。二者的共通处，都是由旧创新，以新融旧，看不出光芒璀璨，却是力道万钧。所以办学有成，导致入狱有份。

　　东老在大陆沦陷时，只身坐船来台后，330一切由零开始，所能开展的是经济负荷较少的文化出版，与一年一度的冬令慈善救济。331于办佛教大学一事，虽不断筹备，终未成形，到其入灭，更以遗嘱期许继任者绍承。332这般坚定的志向，让人彷若看到虚大师圆寂前之最后说法，本其「建僧」之志，讲述「菩萨学处」。可见智老、东老无不与虚大师同志、同行于现代佛教的教育改革，但从不同的路线着手。

　　法师童年因大陆动乱、家贫，心羡音声佛事，与向往狼山圣境而出家。不久，间接受虚大师精神影响、时代焠炼，开启了「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兴发了以教育弘化的济世悲愿，燃生了中国佛教兴亡的忧患意识。大陆沦陷，法师从军来台，因缘际会，投稿于东老的《人生》杂志。333后以「恩义」关系，披剃在东老座下，却因此与虚大师教育为轴的近代佛教兴革，有了直系接轨。并承续此「由旧创新，以新融旧」的教育精神与方向。尔后法师再融入其留学日本，研读佛学博士的经验，把国际高等学府的治学精神、方法和教育制度，也吸纳了进来。334此一继往开来，使佛教教育体制更为开拓，并与文化、慈善事业结合，完整地发展为传统、现代兼具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之「建设人间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