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华佛教总会」消失——「管理寺庙条令」实施

　　A．虚大师确立僧制重整志向

　　但民国四年(1915)十月，政府却撤销了「中华佛教总会」，「规定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不得抵押或处分。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及地方之许可，不在此限。并有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有不遵守僧道清规，情节重大者由当地长官训诫，或予撤退等规定。」「因而开启了地方官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兼并庙产之路。」264

　　就是这个「管理寺庙条令」激发了闭关中的虚大师，根据「教理史」，以重整佛教制度为目的，而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265。民国十三年(1924)虚大师说其志向就是这时候确立：

　　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之冬，而迄今持之弗渝者也。266

　　此一僧伽制度(教制)改革可说是虚大师终其一生的使命，自其立志以来，虽为适应时局多有修正，但他图谋佛教自强，促使政府废此「条令」，以让僧众自主、自组地统一僧团，267故而不停地致力于建僧、兴教、济世等理论、运动、事业之各种努力。268虚大师力行此志，可说至死不渝，这可从其最后三日仍讲说「菩萨学处」269，得以证知。有关建僧的教制方面，今之法鼓山「建设人间净土」的诸项措施与此「菩萨学处」有诸多相应之处。270

　　B．「管理寺庙条今」受害之例——静安寺

　　民国四年(1915)政府撤销了「中华佛教总会」，实行「管理寺庙条令」的同时，静安寺的寺产马上就出了问题：

　　民国四年该寺住持正生没后，其徒六根继任，后以不守戒规，荡用寺产，被当地士绅林稚周等控于上海县公署，及江苏省督军省长公署，撤退在案。(释圣严《归程》页126)

　　这一指控，一看就知道「当地士绅」，仗此管理寺庙法源，以诬告的方式控制寺产。

　　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佛教界与政府单位开始企图将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此一努力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以前，都是从外部发起：

　　民国十一年冬，由沪山诸山代表会议，决定将该寺恢复为十方丛林，并经江苏省公署核准在案。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市政府吴市长铁城，见于该寺制度纠纷未决，影响社会至大，遂以第7994号训令上海市佛教会……召集上海诸山代表，公举道行高尚之僧为该寺住持。

　　民国二十三年……票选圆瑛法师为静安寺住持。而圆瑛法师再三谦辞。(释圣严《归程》页127)

　　到了民国三十五(三十六)年(1946〔1947〕)年才由寺院内部运作，且由佛教会主持，配合市政府法令，静安寺才将子孙制改为「十方丛林」：

　　当时住持六根徒孙德悟，函请律师致函佛教会，自愿将该寺改为十方丛林。佛教会以改制选贤之举，既出于住持、全体僧众之请，亦有市政府法令根据，于是在该寺召请诸山长老、护法居士、寺中全体僧众，举行会议，一致决定该寺为永久十方丛林。271

　　由上可知，这是从寺院内部开始作用后，使得佛教会、市政府的法令力量才有了着力点。但据圣严法师的看法这只是基本、表面问题的解决，外人无法得知此公文后面的「大文章」272。

　　不过相较于前文述及法师出家的子孙庙「狼山」，张季直想藉由外在力量改为丛林，却毫无进展可言，静安寺的改革虽不是佛门大事，但以建寺久远，又为前佛教会总部，会长寄禅追悼会的所在，虚大师佛教三大改革初啼之地，以及位居上海市中心的角度而言，这是相当地「惊天地」，难怪「住持」与「监院」最后(民国三十五年)都被陷害入狱。273静安寺改革时的「狼山」，中共新四军正从事恐怖、血腥报复，人人处于自危中；274不久狼山为国军驻扎，毁寺扰众，275搞得举山只剩老弱，泰半沦落到上海来赶经忏。276这一切无不与「庙产兴学」、「管理寺庙条例」有关，让政府、流氓、军队得以「合法」侵占寺产。

　　可见从民国二年(1913)，寄禅为「管理寺庙条例」「愤逝」，致使大师在静安寺悲倡「三种改革」；民国四年(1915)此「条例」实施时，大师决心「整僧建制」，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佛教仍然还不如一般平民，任意为「暴民」所鱼肉。但想要从衰弱到自强而济世的路，仅靠几位大菩萨肝脑涂地，而不是整体佛教一起努力、合作，岂可抵挡那漫天覆地的「政治共业」!

　　由静安寺寺产一例可知，寺院财产制度——子孙或十方制；寺院教育制度——佛学院；政府宗教法令——管理寺庙条例等，三个环扣枢纽就是「寺产」，这三者若不结合处理，在当时是无法成就佛教的人间事业。结合处理后，下狱的下狱，与流氓缠斗的缠斗，为什么?就是这个「条例」有太多空间，让有心者能顺法取夺。

　　难怪虚大师推动「人生佛教」以「人乘行」趣入「佛乘」的同时，对教产、教制一并提出兴革方案，到最后入寂前一年，甚至提出佛教的政治、经济因应，以期佛教不靠政党也能直接自己保护自己，维持僧教育等事业费用，以永续经营。教产部分如前述静安寺一例，将「家庭一般的子孙继承，子孙当然有权处分」的产权，改为十方僧众公有。这「子孙」是包括了「剃度派」、「法派」277。教制则办理僧伽教育等各种佛教事业，如静安寺的静安佛学院(虽不尽人意)278。然而佛教的政治、经济方案，提出过晚，没有成功，但以经忏办学一事，静安寺早于抗日期间运作，甚至可说是典范。这一切无不是「人乘行」的改革精神，已经实际在传统寺院产生作用。

　　(四)学院离散

　　1．每下愈况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七月静安佛学院首届学僧毕业后，大部分学僧无处可去，因此院方分为研究、普通班，继续办学。下半年，「有好几个佛学院关门，好几处的学僧也到了静安寺」，可见局势更为险恶。学院为了应变战乱，「有佛事的做佛事，没有佛事的，便学习手工艺，把原先的教务处，改成了工作场，……请了一个织袜匠，专教学僧织袜子。」279这样的调适，并不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在焦山办训练所，倡导的一般工厂式的「工读」，因为学僧是发现学无所用后，以「弃学」的心情，「象征性的上几堂课」。既不是「工读」，更谈不上教育。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末期，法师在狼山的寺院，单靠「香火」就足以维持，还可请道人工作，老师来上课；抗战刚胜利，竟无法在狼山立足，而不得不到上海赶「经忏」；国共「和谈」，佛学院靠经忏得以办教育、办刊物；国共「和谈」破局，国军败退，则改学「编袜子」。一路下来，从「香火」的虔敬，到「经忏」的应赴，到没有一丝宗教气息的「编袜子」。宗教气息越弱，战乱越烈，亦或是战乱越烈，宗教气息越弱?不管何者，现实是佛教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每下愈况。

　　这里不禁令人质疑「中国」文化的精神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以日本对中国、世界挑起战争的那份野心，竟能对由中国传去的佛教保有敬意、信心与虔诚。而「中国」在受到外强的侵略下，还这么努力地自己摧毁自己的精神信仰!本以为清末以儒学为主的文化，提出「庙产兴学」就算了；到了国民政府毁坏之力道，更甚于前朝，这是何等的想法，让中国人这么勇于破坏?难怪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为政府不能在中日战争前，力谋「谐和」而扼腕：　　二十余年来，佛教为拘于理学窠臼之中国本位文化者，凭藉美国路线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处境日艰。大师于国民政府领导者，于执政之初，未能高瞻远瞩，求中日之协和，谋以东方文化，复兴全亚民族，招来东方文化、亚洲民族之大苦难，每不胜其感慨!

　　以国家意识型态来看，佛教随着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先儒家文化非宗教的本位意识，转入基督教二元对立，唯一真神的排他意识，衔接了共产无神论的社会阶级斗争意识。从文化对立、宗教对立到社会对立。也就是说，政治从文化排斥佛教，另一宗教排斥佛教，进而由社会排斥佛教，最后政治透过社会阶层，促使上下相互排斥；意思就是，经由政治参与意识对立的人，从文化人到信仰者到老百姓，越来越普及。如此对立的意识，从财产巧取合理化，到政权抢夺正当化，到最后以对立意识控制社会、人心，直到整个完全封锁、掌控，终至国难、教亡!

　　这就是错误思维，让人心邪恶的力量有了理由，恣意迫害所对立的人、事、物，让佛教、人性受到的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直到大陆佛灭。而佛教的缘起、空性、因果等思想，原本可化解人类对立的思考，建立平等无私且万象森罗的人生观、多元化的世界观，使人类井然有序、丰富且和平地悠然生活。然而佛教却因长期衰弱，导致没有人才能普及化度世人、消弭对立意识型态，终至自救无能，遑论救世。

　　2．群龙无首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下半年开始，静安寺如同狼山，被国军进驻了，「先是联动总部的一个补给单位，接着是团管区司令部。」280也就是说国共「和谈」的结果，后方变成前线，国军节节撤退。因而在寺院可看到「常有一批一批的新兵，由各地抓来的、抽来的、或是卖壮丁来的，都集运到上海，再候船只转到前方去」。所以「有眼光的人，都知道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故也做着应变的准备」。学院院长白圣长老，先前得罪地痞流氓，故偕同妙然法师同往台北，顶下十普寺后，虽曾回静安寺，然不久，又走了。接着学院老师与教界长老、年长学长，一个个的走了。281这些师长自顾不暇，无力念及学僧。此一情形相较虚大师抗日期间，能随国民政府以团队的方式撤退后方，一撤退后就召开「中国佛学会」、「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组织僧众，282更显示出教界群龙无首，组织散漫到无以自救，甚且没有与政府沟通的能力、管道。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南京撤退，杭州一失，上海成了陆上孤岛，交通只剩了水道与空道」，「上海的人往广州、香港、台湾，乡下的人却又源源不绝地往上海涌进来」，所以上海是国军力守的最后城市。然而民国三十八年(1949)上海「昏天黑地的大动乱也开始了」，学院「老师与学僧，来的来，走的走，一切失去了常态，也就无所谓分班不分班了。同时，学僧也很少上课了，大家都在为着即将来临的战祸担心」。接而有其他学院的同学来信鼓励从军「卫教报国」，静安寺大门口挂有台湾新僧的生活照，招收青年志愿军。

　　3．不再回头

　　法师因收到已到台湾的守成法师，愿意代办入境手续的信，所以没有考虑从军来台。因需自购船票，法师回去向其师公、曾师祖开口帮忙，他们却说：

　　这个年头，往哪里逃也是一样。如果静安寺解散了，你可以回来住。283

　　当时局势较之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于静安寺记者会的忧虑，更加恶劣，而法师的师长面对「昏天黑地的大动乱」，仍有这种偏安的想法，实在令人诧异。由于对未来没有觉知，遑论因应，更不必谈予以法师护持。284而法师也没考虑过回「小庙」，可见法师无法再以「赶经忏」当作出家人的「本业」。

　　从这里也可了解虚大师的佛教改革难以成功，不是没道理，连同在上海的「小庙」，且曾外出参学的僧众，都无法真正受其影响，那广大乡下的僧众、人民，就更不必说了。这种上无法达及政府，下无法触及「小庙」、广大民众的改革运动，就像没脚的章鱼，处处窒碍难行。凡是不能普及的运动，就不能成功。如果大师当时能从民间底层，组织像法师家人那种「纯朴善良」，而占广大中国多数的农民、小老百姓，相信那由上而下的决策方向，结合由下而上的群众力量，「人生佛教」当不会只是「少数大心凡夫」的信仰。285

　　就此而论，今日台湾佛教所显现蓬勃的气象，正是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下，由下而上，以寺院为中心，组织民间力量参与所致。而不是仅以少数僧众为主的佛教会所造就。然而倘若佛教会能整合寺院、僧众，推动属于整体佛教的公共事业或活动，那由佛教会、寺院、信众到社会，当能连成脉络，如此当今佛教资源的运用，会更有效率，对社会的贡献，则不仅于此。惟独当今的教界少了虚大师那种以整体佛教考量、胸襟且能运筹帷幄的领袖，纵然有，也未必能被整体新、旧僧众接受。也就是说，现今佛教，如头部小而各只脚都强壮有力的章鱼，各脚以为彼此取得协调，会让自己消失或缩小，因而每只脚都各自大力挥舞，抵消整体佛教前进的力量。

　　4．换上军装

　　民国三十八年(1949)上海市民开始动员训练，静安佛学院学生都有接受军事教育资格，法师是第一批其中的一位。这应该是法师青少年成长以来，首次接受团队教育。只不过这次的经验为何，无法由法师的著作得知。但可确定的是，法师自此比较、思考了两个政治体：

　　列宁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我对中共不存幻想。国民政府的军队虽然毁了狼山，但没有用思想政策来取缔宗教。跟着国民党跑，还有一线希望。(释圣严《圣严法师学思历程》页44) 法师从思想的角度，选择了国民党。此外，法师再观察当了兵的同学情况，加上身边同学的催促，因而决定选择当兵，离开将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大陆：

　　我们的同学之中，已有几个人……脱下了僧装，……他们虽是新兵，……行动很自由，……他们的心境，要比我们平静得多。……因此有一位同学对我说：「常进，你去当兵我也去。」就这样，我真的决定当兵了。(《归程》页143)

　　法师站在佛教的立场，以思想、信念抉择适合佛法生存的环境——「思想自由」，再观察现实情况——「已当兵的同学，行动自由，心境平静」。之后，再做个人的决定——「当兵」，然后再赋予这个决定一个有理想与希望的理由：

　　为了苦难的国家，为了垂危的佛教，为了个人的安全，我必须采取这一当兵的措施。(《归程》页147)

　　这种方式，让法师下一步有了努力的方向与着力点：

　　要「张大」伯夷、叔齐「采薇」于首阳山的大忠义、大节操的伟大精神。(《归程》页148) 这就是「安身立命」过程的最佳范本。这样的思考、抉择方式，让人对法师在佛学院的学习产生了一种肯定与信心。因为在关键时刻，能将所学用来判断、选择，用理想、希望来自我期许，这虽不是纯粹佛学的部分，但却是检验教育失败、成功的基本原则，后来也证明法师的选择是对的。

　　没有思考的佛学，那是僵化的佛教；没有修证经验的佛法，是没有生命的佛教。就狭隘的修行定义，法师当学僧的时代，并无斩获。286依广义的修行而言，法师因逢虚大师舍报、茶毗，而生起了忧患意识，面临国难教亡的悲痛，转为用生命承担僧教育的未来，与传续众生慧业的使命，则是成功的。这可从法师日后为图「复兴中国佛教」，开展、落实佛教的全面教育——「建设人间净土」，可得而证知。

　　5．幸运的末班——大陆佛教兴革落幕

　　当法师准备离开大陆，还俗从军，前往台湾，去向留守的林光法师告假时，287林光法师就法师的人格特质，勉励他说：

　　以你求学的精神，去做你要做的事，你会成功的。288

　　法师的「求学精神」是那种「锲而不舍」，全力以赴。不管法师是在香火、经忏或学僧的任一身分，甚至来台后的任一角色扮演，此一精神贯穿法师一切所行、所推动的佛教事业，如同法师初出家法名「常进」——「常精进」一般。

　　在法师换上军装前，即舍去出家法名「释常进」，以《诗经》「采薇」的忠、义气节自勉，另取「张采薇」当俗名，289作为这一段预估一年顶多三年的从军生涯，得以「安心立命的落脚点」290。民国三十八年(1949)五月十九日，法师搭上(也许是)最后一班的轮船，离开大陆。291

　　法师离开静安寺、上海的此时此景，让人想起就在这静安寺——八指头陀追悼会的地方，开启了虚大师悲倡佛教三大改革的序幕，掀起了一波波近代中国大陆佛教的兴革，随着船舰的离港，消失、落幕了。狼山的出家，法师曾自称是「狼山」的末代子孙；静安寺的学僧生涯正是搭上僧教育的最后列车；这次的从军来台，又何尝不是末班轮船呢!

　　就是这三个末班，让法师有了传统道场的基础学习，有了进入黑暗罪恶的经忏生涯，以及体验近代佛教兴革的蜕变，并结合着对僧教寄望的殒落、国家战乱的死别所唤醒的忧患意识。如此混成了生命的沃土，蕴育狼山圣地播下的「建设人间净土」种子，经由僧俗变装，使养晦韬光，随着末班轮船，运载到自由宝岛，蓄能待发，以备发芽、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