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忧患意识的觉醒

　　以上法师这些学习，都是在「僧教育仍未见出可资乐观的希望来!出家人到底应该怎么办?」的忧患意识下进行的。因为法师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刚入学，虚大师在同年三月上海玉佛寺圆寂，法师与静安学院师生全体由玉佛寺送大师遗体至海潮寺火化，在回去的路上，法师心里悲痛地想着：

　　大师为僧教育奔走一生，僧教育仍未见出可资乐观的希望来!出家人到底应该怎么办?220

　　法师因虚大师的往生而忧虑着「僧教育」、「出家人」的未来，这又何尝不是虚大师心中永远的痛。因为是年正月，印老由后方回到上海时，在玉佛寺礼见的虚大师是「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221。

　　虚大师从清末、民国成立、袁世凯改制、北伐、抗日、国共和谈，大师一直陪着、带领着中国佛教从颠沛、困顿中求新生，面对时势变化，其触角、判断是敏锐的，反应、措施更随着经验、见识的增长，越发精准。大师一切的一切，终其一生所系念，推动，无不是以「僧制」——「僧教育」为核心而出发：

　　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之冬，而迄今持之弗渝者也。222

　　因而在其逝世前三日，讲的就是与僧制有关的「菩萨学处」223。可想而知，大师的「心情沉重」，当是见及佛教在「中国经济、政治尚无一确定之趋向」下，224以致如同法师所见：「僧教育仍未见出可资乐观的希望来!」而「心情沉重」。

　　法师担忧的未来，来年就发生了。「民国三十七年春后开始，学僧的情绪，渐渐散漫了」，因为如前所述各科自说自话，没有综合比较，不构成体系的学习，学僧已清楚所学「无法成为讲经说法的法师」，而且在国共内乱的局势下，「即使能够讲经说法，也不会有人请你」。甚至平常大家赖以为生的经忏生活，也可预料难以见容于未来社会。于是，有人还俗去读一般世俗学校或做工。甚至是年七月首届学僧毕业时，法师就看着一位同学，把才拿到的毕业证书，当场撕毁。看着剎时，「出家人到底该怎么办?」「僧教育的未来在哪里?」的忧念，痛彻地再从法师内心唤出。隔天，那位同学就打包行李去当兵。225

　　法师看到的是期待后的绝望，被撕毁的不是证书，而是对「教育」的希望!问题是在时代的变动中，学院教育如何前瞻地适时、适地调整，把佛法延续下来?这一切因应，随着学僧的精神领袖——虚大师的圆寂，而消失。教界大德已无一人能为僧众图谋、规划全体的适应方案了!

　　虽然法师当时以学识、经验没有能力提出任何意见，但以生命经验换来的悲痛，已转化为忧患中国佛教兴亡的力量，让他在军旅的生涯中，就提出了佛教整体教育的看法，一直到再度出家、入关时，还难以自抑地热心论述佛教教育蓝图。尔后法师走出关房，在阮囊羞涩，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毅然还到日本留学，这都是法师在佛学院被唤醒的忧患意识，产生的力量，促使法师以中国佛教兴衰为己任，以提升佛教教育为信念，不能自己地勇往直前。226

　　法师民国三十七年(1948)七月毕业时，学业成绩终于拿了第一名(因年纪小以及作经忏时不能戴毗卢帽，所以毕业证书上只列为第三)227，但就佛学的学习心得，法师自己说「成绩单只能说明我对功课已经下了一番生吞活咽的死工夫而已，是食而不化」228，还无法成为真正讲经说法的法师。229

　　我们客观地来看静安佛学院的学习，既不是传统「讲大座」——以一部大经呈现一个宗派的整个教义架构。也不是继杨仁山以世界性佛学教育办学，注重国际语言、经典文献等方法，230而予以比较、研究。再就所谓学贵器识，开拓眼界而言，静安学院实不能与汉藏教理院相比，因为汉藏教理院曾有最能思辨的印老，西藏学习回来的法尊，锡兰归国的慧松，还有日本回来的墨禅，以及最具世界前瞻眼光的虚大师等。231这是中国式的国际佛教格局!不是殖民式的国际佛教!

　　然而就深植于庶民的中国佛教传统信仰，处于群众活动频繁的都会中心来看，静安佛学院的办学，能从旧有体制内发出力量，一改儒家化的子孙制，又不从外植入「资金」，而自给自足地以经忏维持办学，是有其可贵、非常之处，象征着僵化的传统寺院，已开始渐渐活化、转化，并以传统独立、坚毅的精神，自行地运转。

　　因而法师今创设的法鼓山佛教教育，虽有同虚大师的办学方向，以世界国际的眼光着眼，大不同于昔日就学的静安佛学院，可是法师不舍传统寺院道风，兼以佛事接众之融合，当有静安佛学院的身影。而且法师今日的佛学基础，法师称是当时在静安佛学院打下的基础，因而至今法师仍念念不忘静安寺的一切。232

　　4．学僧公共空间的参与

　　法师「生吞活咽」的课业学习，虽自谦为「蹩脚生」，却也在同学们民国三十七年(1948)自行创刊的《学僧天地》发表过三篇文章。以学僧立场自办刊物，静安佛学院可说创风气之先，同时也收其他学院投稿，促使上海玉佛寺、焦山定慧寺的学僧也随之自办刊物。这些刊物或许对佛法教义探索帮助不大，然而联络、促进了京沪各学院同学之间的感情。可惜局势关系，只办六期就停止了。

　　此就刊物本身，似乎意义不大。但这是一种新气象，没有域于一寺、一学院、一个权威，在自主、自动、自然、平行的关系下，因为文稿互投，「以文会友」，无意间地把学僧彼此的「公共空间」营造了出来。这让人想起虚大师民国三十五年(1946)本要以「青年知识僧」组党，之所以没有成功的主因，当是缺少这种各个佛学院学僧——「青年知识僧」——相互参与的「公共空间」。而不仅仅是从上而下，那些「非青年」的「长老缁素」，「大多不以为可」的态度。

　　只可惜此一气象尚未形成气候，大陆就佛灭。事实上，刊物只是个媒介而已，能形成这样的风气，是因为在「十方制」寺院的体制下办学，入学的学僧既不属于一寺、一师所有，又是来自各地不同道场的学僧，且同在学习阶段，让学僧无法只在乎一寺，或一己之立场，而自然、不自觉地直接面对、关心同侪与整体佛教，所形成的「公共领域」。

　　这种力量，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下半年，局势危乱，教界、学院师长自行离去，无暇顾及学僧时，就发挥了同濡以沫的效用：

　　一家佛学院的同学，老早就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我们大家踊跃从军，说是卫教报国的最后关头到了，并说孙立人将军在台湾训练新军，孙将军也欢迎我们僧青年去加入新军的阵营。我们把那封信贴在布告栏里，大家围着看。(《归程》页140)

　　张贴在布告栏，告诉他们在乱世如何抉择的一封信，不是大德、师长写的，是一个佛学院学僧写给另一佛学院的学僧。当时法师仍然犹豫，尚未接受信中的建议——从军到台湾。然而不管意见是否可取，至少不是「自扫门前雪」，或「各师其主」、「各自飞」的门户心态。

　　以上是从法师的角度来看静安寺佛学院。下面则以近代佛教兴革的历史背景检视静安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