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佛教因应抗日后的乱与贫

　　1．面目全非的佛教

　　抗战时，法师在俗家乡下，白天时见到、听到日军在当地奸、杀、淫、掳、掠，夜晚则有国人游击队的活跃与强盗的光临。而平常田里一切努力的所得，除了缴租，乡里的保甲长、游击队、和平军也不时地来搜括。169致使法师俗家贫穷到几乎无以为继，但法师家人还是照样勤俭、努力。因此抗日期间，外在这么多「人祸」，法师俗家继续「平常田里一切努力」，可见当时人民生活还在轨道里，「民心」尚称安定，并怀抱希望，以为外来的侵略过后，和平将会到来。

　　而且法师在抗日战争末期出家时，狼山仍有香火，狼山的日军也不像其在家乡所闻、所见那般残暴、恶劣：

　　日军到狼山，皆知脱帽行礼与跪拜，日军的官长，也都能够保护佛教的道场，日军不住寺庙，甚至还写了告示送交狼山张贴，告谕日军要保护寺庙，乃至保护山上的树木，这些措施，也是很有效的。所以，虽有日军到了狼山挖掘工事，宁住山下的篷帐，也不住山土的寺庙。(《归程》页77)

　　所以法师称其出家时，所见的狼山还有「回光返照」的局面：

　　狼山的全盛时期，我没有看到，当我于民国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秋天上山出家的时候，正值抗战末期，香火已经很差，但我依旧见到了昔时景况的一个回光返照。

　　然而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刚胜利，带来的不是和平、喜悦，反而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甚至狼山的出家人，在狼山已无法生存：

　　昨天还见他上山来玩的人，今天早晨已躺在十字路口的血泊中了；今天见他是有说有笑的人，明天已被「扎」了「粽子」，沉在河沟里了；上午还见了面的人，晚上就被「栽」了「倒葱」。……夜夜凄厉的狗吠、手枪声。……现在，天天有人躺下去，也天天有人失踪了。(《归程》页79)

　　没有预警的屠杀，不知杀人者是谁?在哪里?以致「大家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怖之中，远道的固然不敢来，附近的也怕外出走动了」。「大圣菩萨的化缘尽了」，「狼山的香火，已经没有了」，「出家人无法生存了」170。

　　之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狼山，国军军队进驻寺院：

　　国军连番地驻防，弄得只见军队不见香客，只见兵器不见法物，连门窗、桌椅，都变成了军眷的床铺和伙房的柴火。(《学思历程》页10)

　　于是逼得「狼山的出家人，多半集中到了上海的两座大圣寺」171赶经忏去。法师就是其中一位。

　　法师所见的情形，可从印老民国三十五年(1946)底自武昌回到江南，看到南京、上海、杭州的佛教，那「一切无从说起」，难以言喻的「面目全非」，互相为印证：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普陀山一切都变了，阅藏楼也变了，其实京、沪、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变了，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平凡的一生》页39)

　　短短的一段文，超乎想象，令人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的面目全非，让印老不自禁地重复了四次「一切都变了……也变了……都变了……一切都变了」，无语问苍天的「变」，读来令人唏嘘!悲从中来。

　　2．虚大师的响应

　　(1)青年知识僧组党

　　这一情形，民国三十五年(1946)从后方回到法师赶经忏的大都会——上海的虚大师，又是怎样的感想、反省，与提出解决措施?

　　十年扫荡妖氛尽，一旦和平庆到来!犹有和平暗礁在，迅行扫荡勿迟回! (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520)

　　民国三十五年(1946)正月在重庆的虚大师，先觉地指出有「和平暗礁」，也就是「国共倾向和谈，而前途未可乐观」172。此一「暗礁」的现象，当是如同法师狼山所见的情形——「国家和社会动乱」。「动乱」之源，回到上海的虚大师说是「国共局部冲突之严重」，虚大师甚且对政府于收复区的措施表示不满：

　　国共局部冲突之严重，不满于政府收复区之措施。(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525)

　　到底是怎样的措施让虚大师不满?以下就以大师说此话的地点——上海静安寺——来检视。

　　静安寺为了办学，而有寺产之争。民国三十五年(1946)五月六日「静安寺(监院密迦)请虚大师驻锡」。大师「由京抵沪」，「是日，上海佛教界，假静安寺欢迎」，隔日大师「于静安寺接见记者，论及政治」，就说出上面引文中的担忧，和不满时政的话。是年秋天，静安佛学院就正式开办：

　　对于静安寺的整顿，最大的功臣是密迦与德悟两位法师。德悟原是静安寺子孙派的子孙，他能把静安寺改成十方道场，并请密迦协助，悉意改革……。密迦……极有做事的魄力，学院的规模，几乎是完全出于他的策划而来。(《归程》页128)

　　密迦、德悟是促成佛学院开办的灵魂人物，尤其是请虚大师来静安寺的密迦。两位法师把寺产变为十方制后办学，这一改革，「并为附近寺产地皮的问题，得罪了许多的人」。没多久，「终于被人以『汉奸和尚』的罪名告下了狱」。之后，佛学院院长白圣长老，也「经常要与流氓斗法、斗智」173。

　　此一「汉奸和尚」罪名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为「住持德悟、监院密迦为抢救沦陷区失学青年，以及改善僧寺经忏制度，而创设佛学院。」174因而与「伪政府的军政机构有所接触」所致。(《归程》页129)密迦在抗战前就与虚大师有过从，而抗战当时静安学院的开办，正如同民国三十五年(1946)，都是虚大师来了静安寺之后。175

　　类似密迦下狱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师再度出家的剃度师——东老人——身上。东老人是虚大师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在虚大师同学——智光长老当住持的镇江丛林焦山定慧寺任教务，抗战时也没随国民政府撤退，甚至克服万难，继续办学：

　　二十六年抗战发生，该寺遭受日人炮击，损失惨重，遂停课二年，至二十八年又复课。176

　　胜利后，东老人任住持。焦山山下的万余亩沙田，受地方「士绅」觊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东老为了「万余亩沙田」筑堤而贷款成功：

　　其时(民国三十五年)，焦山万余亩田地皆沙滩涨成，面临长江，若无防水堤，每逢雨季，便易泛滥成灾，而难丰收。其中定慧寺土地居五分之三，故向镇江农民银行贷款筑堤。177

　　因而引发地方「士绅」以定慧寺能于民国二十八年在伪政府下继续办学，而诬陷东老人「与日寇、汪伪等机关交往深切，以时值肃奸期间，故遭囹圄之灾」178。

　　虚大师抗日刚胜利以「犹有和平暗礁在」，担心「国共局部冲突之严重」，而呼吁国民政府当「迅行扫荡勿迟回」。但从这两个民国三十五年(1946)佛教发生的案例看，国民政府却在收复区急于对已没有政治威胁的亲日汉奸，秋后算帐——「肃奸」，而且不就事情功过、真相，仅以忠诚意识为主。此一「肃奸」因假「忠心耿耿」的「贪官恶吏、土豪劣绅」之手，以致把不畏艰难、不怕死，以办学护教、卫国的出家人也牵连进去，其他在收复区事业得以持续或生存的人，当更有理由被捉，可见时况之严重。难怪虚大师「不满于政府收复区之措施」。

　　这种「土劣贪恶」，就虚大师的观察，是「乡村以至都市」，无所不在，任何政党、政治都需透过这些人，以致国家、人民都受其操纵：

　　中国的国家社会，深深地陷在贪官恶吏、土豪劣绅的操纵中。……朝野各政党，虽都有相当好的政策，和少数正洁的人才，但是从乡村以至都市，充满着土劣贪恶。任何实际的政治，非通过了贪恶土劣不能施行；及至通过了贪恶土劣，任何的主义政策，在实施中，都成了操纵于土劣贪恶的假政治。(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521)

　　为对治这种「贪官恶吏、土豪劣绅」，虚大师在抗战刚胜利，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于后方，就提出：「要中国能够好起来，无论如何，要由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联合教导资助着贫苦劳动工农。」以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社会的大路」，如此「现代佛教也随着现代国家社会而涌现」。因而要「无家室之私」，「可为最公正、最强毅的知识分子」的「青年知识僧」组党，「加入公正的知识分子、产业分子、和贫苦劳农联合阵线」，「以土劣贪恶为革命的对象」，「根治、尽绝附于国民背上的土劣贪恶痈疽」，以维护人民、佛教的生存。(《太虚大师年谱》页520-522)

　　此一组党是虚大师看到佛教传统的「超政，遇政府与社会摧教，易遭破灭」，但佛教若「从政，亦易随政府而倒」。可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势这般恶劣，又「无在家佛徒集团，足以拥护佛教，则僧伽处此，殊堪考虑!」虚大师因而呼吁佛教以问政、「议政而不干治」，来组织「青年知识僧」。但教界「长老缁素，则缄默持重，大多不以为可」；虚大师又因「中国僧伽量之少，质之低，于政治素鲜注意，其难以有为」，所以组党之事就此作罢。(《太虚大师年谱》页528-529)时至今日，教界对政府制定与自己有关的宗教法案，仍没有议事能力，遑论分析利弊，甚至透过民主议政、法治，求得一平等对待空间!

　　(2)寺僧经济建设

　　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是个「乱」字，因而虚大师主张「青年知识僧组党」。经济则是个「贫」字，大师担忧「寺僧不能联合开发其经济的源流，则所兴办事业将无力负荷久远」。当时寺院经济困难的情况，可从法师在狼山「无法生存」，民国三十五年(1946)下山到上海从事商业化经忏看出：寺方首先从买下一家殡仪馆经忏权，花式经忏一概回绝；尔后扩展到殡仪馆佛事新增三家，及寺内、斋主府上；最后是凡有佛事来者不拒，并委屈到佛事中常应斋主点唱戏曲(法师民国三十六年离开后)。「业务」之多，接到法师「日以继夜，夜以继日」，连「打瞌睡」还在赶经忏，179可是法师却说：「作佛事的收入与生活所需及寺庙维持，无法平衡。」180

　　因此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为因应中国经济之危机，主张「寺僧经济建设」以事生产。由佛教会统筹，佛教各分会、支会、各大寺制定局部计划，依寺院在山乡、城市之不同，从事农、工、商、文化等经营，甚至办理佛教银行，为全国僧寺经济之金融枢机，还有应民众需求办经忏服务。此经忏佛事则由佛教会统一订定法规181。这一全面性的分工、整合的佛教经济计划，若不遭国难，当可负荷佛教兴办教育、服务、慈善等事业，荣景可期。

　　以上所提出的事业经营，经忏佛事大师不仅多次提及，曾于民国十六年(1927)付诸行动，于上海设立了「改良经忏」(除去迷妄，扩大内容)的组织——「法苑」，推动社会「佛化教育」，改良宗教习俗，并用以稳定新僧运动的经费基础，不过失败了。182当时大师把「改良经忏」组织的「法苑」设在上海，是因为「适应上海商市的情况」183，可见这是何等的商机！大师此一眼光比抗日战净期间上海的南通商人，发起筹建狼山的法聚庵（法师出家的寺院）下院的经忏道场大圣寺，184早了十年以上。想来静安寺寺产纠纷在抗战末期而至胜利之后的数年里，闹得厉害，185与寺产及位于市中心得地利之便的经忏「经济」或有关。

　　虚大师为了让寺僧了解、熟悉寺院经营管理，及佛教会行政，是年委请焦山主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并倡导僧众工读：

　　同年（民国三十五年），太虚大师飞锡焦山，集九省三市俊彦比丘二百余人于一堂，实施行政工作训练。鉴于时势之推移，僧众极须自力更生，特创办「工读社」，购置织布机等设备，倡导僧众工读。186

　　此一工读的作风最早见于虚大师同学，焦山定慧寺住持——智光长老，智老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寇焚毁定慧寺之后，返乡创设的「福田工读社」187。但这「佛教工厂」的想法，最早可见于虚大师民国四年（1915）的《整理僧伽制度论》。188

　　所以虚大师因应抗战胜利后，国家社会的「乱」、「贫」，政治主张「青年知识僧组党」；经济提出「寺僧经济建设」，二者并未实际落实。于佛教会会务推动，则举办了「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这些主张或会务的推动可说相当地先进，切要于现实。这正是「人生佛教」，所谓透过具体的「（世界）教育」、「（社会）经济」、「(国际）政治」方式，来实践（全）人类的真自由的作略之一。189

　　而法师民国三十五年（1946）思维解决「动乱」的根源——「人心」，而立志于「佛教教育」，以培养「佛教人才」，「普遍地弘扬佛法」之心愿，雷同于虚大师同年四月底从后方回到南京，隔日于毘卢寺招待记者，所报告「整理佛教计划」中六个项目的几项——「着手计划僧尼普受教育」、「佛教徒应全力宣扬教义，化导人心，改进社会，促进和平」190。因而笔者推测法师当时或已透过文字，不自觉地受到虚大师精神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