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设人间净土」的忧患使命——僧教育的未来

　　民国三十三年（十五岁）圣严法师已有弘扬佛法，以实现世界大同或人间净土的愿景；民四三十五年（十七岁）赶经忏时，对经忏与国难、人心之间互为因果的反省，使弘化济世的愿望，转为以教育培养弘法人才，而实现「人间净土」。因此当法师得知上海静安寺寺产纠纷，十方派占上风，佛学院可以开办时，法师便把读佛学院的想法，告诉他师公，请求外出求学。师长以法师程度太差，考试未必通过，即使录取，也无法听懂为由婉拒。

　　法师失望之余，每天夜里起来礼拜观世音菩萨。191尔后于狼山曾出外读书，为虚大师学生的育枚法师，192是静安佛学院的教务主任，以「狼山七个房头，只有法聚庵没有出过一个人才」为由，激励他的师公，成就法师出来读书的心愿。193因而在寺里有了接替法师的小和尚，常住终于让法师在佛学院开班半年后（民国三十六年），进入静安寺佛学院当插班生。194

　　（一）静安学院的经忏办学

　　现实的静安寺刚好与其寺名相反：

　　位于市区中心，每天又有佛事，生活很不宁静。195

　　根据法师叙述：「静安寺一年一度佛诞节的庙会香期不唱戏、供荤腥、游行、发仙方、出签条，纯粹佛教化，香期期间人山人海，通宵达旦，川流不息，所以寺院趁此机会出租摊位。寺里也有长期土地出租，但租金少的可怜，学僧的生活及常住的开支全靠经忏佛事，佛事收入也有限，主要是作佛事时租厅开吊与代办素席」196。由此可以了解寺院是结合了香火与经忏，勉强维持寺院的开销与学院经费。这样的经济方式，寺方如何运作学院?

　　事实上静安寺并非民国三十五年(1946)才办学，早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时，创设佛学院，就是以经忏维持办学经费。当时寺院「每日不论有无斋主，只轮流诵经一次，以示为斋主超荐，其余时间均为学生授课」。这种改良式的经忏，就是让学生把「诵经」当修行定课，并以此为「斋主超荐」。东初老人认为此不失明智之举，因为不仅对寺方收入无甚影响，且更有益于受课学生。因而东老人赞言「此学院对沦陷区的僧教育可说贡献良多」197，而且是异数之一。因为根据东老人于《中国佛教近代史》的记录，民初以来，以寺院基础创办佛学院，往往因经费短缺而停止，尤其在抗日沦陷区。但静安寺与东老任事的定慧寺却能于沦陷区，办学不断。198

　　法师就读时，静安寺的经忏办学情形是：学僧每天拜两支香的大悲忏，不论有否佛事等，大家一律参加。不管几堂佛事，也是这么多人，拜这么多忏，而会做佛事的就多些。晚上自修，遇到放焰口便放弃自修。199将此比照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经忏办学：「不论有无斋主，只轮流诵经一次，以示为斋主超荐」。其时间调配方式类似，就是每天早晚学生以「大悲忏」作为定课，当作齐主的经忏佛事，所以让法师感到「时间安排的很好」200。就人而言，已不是轮流，而是「一律参加」，而且佛事方面改「诵经」为「拜忏」，并多了晚上不定时的「焰口」，甚至学校行持成绩的计算，也把焰口时能否当金刚上师考虑进去。201因此静安寺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办学，「经忏味」比民国二十六年(1937)时重了些。然而生活上远较其他学院好，「天天都有四菜一汤，常常也有人来打罗汉斋与豆腐斋」。甚至同学们还自行出钱，办了一份刊物《学僧天地》202。

　　加重经忏佛事或与佛学院主其事者有关，因为不像入狱德悟、密迦在抗战时早期的作为。而妙然法师虽然也是学院的开发元勋，但他是从泰州被请到「上海」来的「外客」，所以在德悟入狱后，寺政由白圣长老全权代理来看，203或不是妙然。

　　就教产改革，虚大师以教产十方制当作改革原则，对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则诸多权宜。如前述民国三十五年(1946)再度提出经忏佛事，或新出的织布工读，乃至银行经营等方法。204圣严法师于教产方面比较重视经营方式，对子孙与十方制的教产制度，则少有论述。经忏佛事，法师于社会推动佛教的联合祭奠、婚礼、祝寿等，有虚大师「法苑」之影响，然而法师则纯粹作为修行或社会佛化教育的一环，205并不以此来筹措办学经费。至于教育经费来源，法师则于民国四十六、四十七年(1957、1958)住军中时，提出劝募方法，今日法鼓山的教育经费则透过此劝募方式运作。

　　(二)静安寺佛学院的学习

　　1．困学中闻思基础的建立

　　静安寺佛学院学僧除了早晚大悲忏，或晚上临时的焰口外，其余时间就是自修、学习课业，学院内佛学有：《八识规矩颂》、《大乘起信论》、《梵网经菩萨戒本》；《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等。其他有「精神讲话」(白圣)、国文、英文、数学等，206师资阵容相当坚强。207校外方面有听讲大座，如听圆瑛讲《楞严经》、南亭讲《法华经》；课外活动有游览名胜、春季旅行等。

　　上述提到的佛学课程，大大不同于法师在狼山听讲，而能理解的《禅门日诵》、《四书》、《五经》，208或读诵的《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209当时法师又刚从经忏生活转为学僧，入学又比同学晚半年，且年纪最小，他的学习情况会如何呢?

　　希望看懂、看通佛法，结果进了佛学院，大有望洋兴叹，不知从何着手。

　　这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法师说是来自于对论典的学习陌生：

　　经过大师们消化、组织、发挥之后，思辩性、理论性的论典，以及有许多梵文音译的特定佛学名相论著，就很难在很短的时间之中理解吸收了!210

　　除论典、梵文音译名相不熟外，还有不适应老师「生硬、呆板」的教学，与使用的地方语言：

　　圆明法师讲《八识规矩颂》……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上课时令人望而生畏，……名相讲解得这么生硬、呆板，……让人听了摸不着边际，如入五裹雾中。

　　圆明法师的语言如臬话；南亭法师的泰州话；白圣法师的湖北话，我都不能完全听懂。211

　　这些学习障碍，让法师上课如坐针毡，几乎天天想要退学。212这样的困境，法师如何克服?

　　上课除了用心的听，也不放弃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下课了之后，乃至到了晚上自修，便整理笔记，不懂的便请教老同学。213

　　法师以用心听讲、整理笔记、请教同学，来解决听课障碍。

　　听课障碍解决，法师对课程彼此之间的差异，仍不知其由，备感疑惑：214

　　为什么同源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的想法，竟然会出现这么多的观点?《八识规矩颂》的唯识思想，《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思想有何不同?中国的八大宗派之间有何同异?215这些问题是因为各科只有分别介绍，没有综合比较，及历史思想背景说明，造成学生无法理解之间差异的原由。216

　　面对这样疑惑，法师曾请教同学，但同学们不认为有必要面对，因为同学的认知是，只要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学，能「苟且沿袭」就够了。这样错误的学习态度，是无知于「问题意识」正是教育独立思考的先决条件，独立思考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也就是佛法「思」。佛教的「闻」绝不仅是顺着讲者、书者的「语意」去「附合」，把「迎合」作者、讲者当「了解」，再「自圆其说」一番当「思辨」。所以法师这时已有了闻、思的基础——问题意识，可惜没有解决方法。因此法师在佛学院的学习，绝不仅是如其后来所言的「佛学基础」罢了。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当时法师怎么没有请教于老师，是不是法师觉得这些老师也未必能解决他的问题?

　　此外，为了专心地学习，法师除了忙于功课，根本不理外在的纷争：

　　纵然静安寺的新闻经常见报，则甚少留意；甚至连常住的纷争，也很少注意，要开会、签字、举手等等，一切均听招呼。其中玩的什么把戏，从来不加过问。217

　　以这种漠然的态度对待外在的人事环境，就今日现代的教育理念来看，恐怕不被认同，因为当今的训练是两者兼顾。

　　2．人格典范的竖立

　　然而法师之所以如此，乃是法师当时已了解，佛陀与高僧大德都不是以经忏弘扬佛法，以经忏维持出家人的学习经费：

　　当时，我已知道释迦牟尼佛和中国历代高僧大德们，都不是以经忏弘扬佛法，而是用佛教教义和佛经中的义理来指导社会、摄受信众、普化人间。于是我便发愿一定要好好读书，深入佛法智慧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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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与高僧大德都是用佛教教义、义理来摄众、化众、度众。所以法师不顾一切，全力以赴地在课业上用功，以期深入法海、教义。这一态度正是法师民国三十二年(1943)在狼山听老师讲课，而得启发——「尽我自己所能，读懂、读通佛经」的愿力实践，以便将来「告诉他人」。

　　这时法师对经忏已从另一个面向来反省——「佛陀与高僧大德」的行谊。这样的反省，代表着法师已开始塑立心中出家人的形象，作为自我勉励、学习的目标，当然最终的典范是「佛陀」。这也象征着法师自有的僧格开始建立。也就是说即使在学院不得不有经忏的情况下，仍能以「佛陀、高僧大德」自我期许，以避开位于市中心，每天有佛事，生活无法严格管理，难以如律之「近朱者赤」的影响。

　　用理想、伟人自许、自勉，使不耽溺于环境的「护念」，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法师军装换僧装前的几个小时，也如是作意：「为国家民族留一分气节，是为衰微的佛教争一分光荣」，因而用「伯夷、叔齐」的「大忠义、大节操」，宁死也不丧失志节来自勉，所以取了一个要「张大」伯夷、叔齐「采薇」的「张采薇」俗名。219可见法师当时除了用功学院的课程外，也读了历史的课外书籍，并留意于人格的陶冶，且能适时、适地的，随顺环境来自我教育。这种「自护念」的心行，也正是法师现今提倡「建设人间净土」的「心灵环保」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