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设人间净土」的方法——经忏道场启发

　　(一)法师立志教育——挽救人心

　　圣严法师在狼山香火道场虽有了难以自抑「尽我自己所能，读懂、读通佛经用来告诉他人」的愿望。但出家后的隔年(民国三十五年)就去了狼山法聚庵在都会城市的上海分院——大圣寺赶经忏：

　　每天日以继夜地除了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忏、放焰口，再也没有时间让我念书。156

　　在日以继夜的应付经忏中，法师弘扬佛法的心愿是否就此消弭?或者因此对经忏产生去之而后快的排斥态度?

　　既然赶了经忏，我也用心学习，……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精力，天天跟着「师父们」赶进赶出，往往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157

　　法师没有逃避，甚至经忏赶到打瞌睡、出洋相，还在赶。158

　　但是就当经忏僧而言，可在其《归程》见其自白与哭诉。159这段期间正是十五至十六岁青少年发育期，由于出生就病弱，幼年营养不良，加上发育时经忏赶的日夜不休，促使瘦、病、弱是其身体的标志。且「寺里再也没有时间让法师读书，也没有经济能力请老师来教读」。换句话说，法师再度失学。法师在家的时候，九岁入学，十三岁失学，十四岁入学后，学期终了又失学，因而是年到狼山出家，才得以读书。此近一年的学习，又中断。160

　　战乱、家贫的外缘，使法师失学、出家。出家后的经忏，改变、中断了法师的学习生活。这些促使法师有了进一步的反省：

　　作佛事的收入与生活所需及寺庙维持，无法平衡。这使我想到，国家和社会的动乱，跟人民生活的安定，有着绝对强烈的互动关系。(《学思历程》页18)

　　法师了解其走入经忏生活、学习中断，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国家、社会更乱，人民生活更不安所致。法师因而反省这些之间「强烈的互动关系」源头：

　　国家社会是由人民组成的，人心浮动，社会则混乱，社会混乱，国家便不安。(《学思历程》页19)

　　法师体认到外在大环境的问题出在「人心」，因而思维解决此「动乱」的根源：

　　……要想国泰民安，一定要从挽救人心做起，挽救人心，则需从教育入手。

　　所谓「人心」的挽救，法师认为当从「教育」。那么怎样的教育内容，与法师所谓的挽救人心有关?

　　所谓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一般课程，应重视于佛教的信仰，那就是用因果的观念来安慰人心又鼓舞人心，也就是所谓：「欲知过去事，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事，现在做者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安分守己，尽其在我，努力不懈。既不逃避现实，也不推诿责任，面对着一切的问题，用慈悲、用智慧，来纠正它、改善它。(学思历程)页18)

　　法师以佛教「因果」观念的建立，可以「安慰、鼓舞」人心。然而知道的人太少了：

　　由于佛教没有人才去普遍地弘扬，所以知道的人很少，而误解的人很多，不知道用佛教救世、救人的人更多。161

　　之所以少人知道，都是佛教没有人才去推广所造成。如此，法师由寺院经济难以平衡，是由于国家、社会动乱所致。动乱是因人民生活不安定，生活不安定肇因于「人心」浮动。法师故而提出若有「因果」观念，则「人心」安定，自然能「安分守己，尽其在我，努力不懈」。可是佛教却没有「人才」推广教法，所以法师立志要从「教育」入手，来作育弘化人才。

　　经忏生活的锤炼，让法师先前弘扬佛法的心愿与国家、社会有了连结的反省，因而坦然地接受赶经忏的苦楚，从不曾向俗家提起。162经忏生活促使法师积极地面对佛教的责任，故为造就更多的弘化人才，以济世、救人，而立志于教育。可见这时法师已能体会、实践佛法，且将众生慧命承担，并从整体佛教着眼，而提出作育弘化人才，以挽救人心。这一信念致使法师今日推动佛教「全面教育」，以落实昔日济世的心愿。

　　(二)近代经忏反省

　　1．佛教质变——子孙、经忏

　　由于法师以教育为志的方向确定，因此再三地要求其师公上人，让他出去读书。隔年后(民国三十六年)，法师进入了佛学院就读，结束了「小庙」的经忏生活。163

　　所谓「小庙」，印老是这么的写着：

　　近代的「小庙」，在数量上，丛林是不及十分(或百分)之一。「小庙」是家庭一般的子孙继承，子孙当然有权处分。我以为，子孙制的出现，是受了儒家家庭本位文化的影响。徒弟继承师父，也许俗人以为是很合理的，习以为常，而其实是违反佛法的。子孙制与经忏法事的泛滥，为中国佛教没落变质的主要原因!164

　　这种受儒家影响的寺产子孙制，加上经忏的寺院生活，印老认为正是佛教变质的主因之一。如何变质呢?

　　佛教中，不但应赴经忏，着重度亡；而且将中国的一些迷信习俗，都引到佛门中来，这完全受了中国「人死为鬼」的恶影响。(印老《佛在人间》页20)

　　把中国以死为重的习俗，引入佛教，甚至连编佛学辞典的丁福保，都以为信佛先要信鬼。(《佛在人间》页20)

　　然而到了法师赶经忏的时候，佛教又已经更低于信鬼的层次了。斋主要求作佛事的经忏僧，唱着嘲讽僧人的「小尼姑下山」戏曲后，再把正式的焰口佛事，「像房子失了火」的速度赶完。165这已没有了「信」，那来的「仰」与「敬」的宗教精神呢!这样迷信、扭曲的佛教，再经过列强的殖民洗礼，166当然就被看成对人生无用的「人间的累赘」，僧侣则是「社会的寄生虫」。这对已遭到人祸、天灾的一般民众，当时佛教不仅无力济世，甚至连自己有了教难也已失去自觉、自救的能力。167

　　2．「人乘行」教理系列

　　经忏佛教虽是质变的佛教，但就近代佛教兴革的立场而言，可说是孕育了以「人」为本的佛教入世理论，千年奇葩的正法「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因此华开，「建设人间净土」因而酝酿。但有志弱凡夫的有识份子，无法应用佛法的「因果」、「智慧」、「慈悲」，面对、思考、解决问题，只能从二元对立的模式——接受或反对——中做选择，因而以质变的「经忏佛教」为由，选择「弃佛归儒」。杨惠南〈「人间佛教」的经典诠释〉一文论证近代大儒梁漱溟，从「万牛莫挽」地虔诚信仰佛教，尔后改宗儒家，批判佛教。究其原因，是因为民国以来中国佛教的现况，是「丧葬等场合诵经作法事，而获得报酬」，「他们的『剃发』很少是因为信仰，为的只是贫穷……」。168

　　圣严法师青少年出家因缘，正是杨氏引证的家贫，甚且还为道场的经济，卖命地赶着经忏。但法师却因经忏因缘，促使他反省国家、人民生活、人心安定互为因果的关系，而立定要以佛教「因果」、「智慧」、「慈悲」等教法，来挽救人心的志向。由于这些教法需有人才去推广，法师于是兴起了进一步求学，以济世的愿望。此相较梁漱溟的《唯识述义》序文，说：「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梁氏把佛教视为亡国之教，去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与认知，与法师实是天壤之别。

　　和梁氏同期面对教难、国难的虚大师，为革新、对治「鬼」、「死」为重的质变、扭曲之中国经忏佛教。正本清源地提出「人」为本，「生」为重的「人生佛教」，以「人乘行」的菩萨道，达成「人成即佛成」的佛教根本真义。印老续此「人乘行」的「人生佛教」，为全面对治中国、印度等，乃至防预未来佛教可能的偏离，再提出「人间佛教」。日后圣严法师为使「人乘行」在「人间」能具体地全面落实，故标举、推动「建设人间净土」。这一切无不源于对经忏佛教深度地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