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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出世的史实——消极、出世 根据前述探讨圣严法师「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沿革,可以理解「近代复兴中国佛教」的主要路线,就是将长期衰弱的中国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29。但这一回归运动,在杨惠南〈「人间佛教」的经典诠释〉一文说是「援儒入佛」:「『人间佛教』,及其相关理念,例如『人间净土』等,都是源自太虚大师,经印老深化,而大行于台湾。」此一运动杨氏认为是因梁漱溟「改佛归儒」,造成佛教「援儒入佛」,所以不是「回归印度」30。 若依杨氏推理,不是「回归印度」,那么印度佛教的根源,出生在印度的佛陀,就不是近代佛教所回归的方向。换句话说,虚大师、印老、圣严法师所谓「回归佛陀的本怀」是否应修正为杨氏所谓的「援儒入佛」? 杨氏文中最有力的证词是,不管虚大师或印老都深受一个关键性的儒家人物——梁漱溟,深重地影响。梁氏为了救国难,从原本虔诚的信佛者,改宗儒家。尔后为文批评佛教为「重感觉的、取消问题的印度佛教,……仅仅适用于未来世界」。换句话说,梁氏认为「佛教是消极、出世的;不注重现世」。杨氏认为由于梁漱溟的做法,因此激化、圆成了虚大师的「人生(间)佛教」。虚大师为此反驳说「印度大乘佛法,大不应作如此看法」,并且还要「发挥佛教原来直接佛乘的人乘法,以施行到现在人世的生活范围里来……此原为佛教范围内事」31。 到了印老,杨氏认为「援儒入佛」的情形,则「随着回归印度佛教和初期佛教的呼声越趋强烈」,而「更加明显」。因为印老甚至对「轻视知识,厌恶论理」,并以「至圆、至简、至顿」自居而「自利急证」的「中国传统佛教」之「出家、在家众不成入世」,而展开激烈地批评。32印老并标举出真正的大乘佛教精神是「不求急证」、「不修(深)禅定,不得解脱」、「无量阿僧祇劫,在生死中打滚,利益众生」的积极入世。33杨氏认为印老虽然强化了「佛在人间」的入世性,但却无法避免原始佛教是以出家、禁欲,出世多于入世为主的历史事实。34所以杨氏推测印老才因此取择了与《阿含经》弥勒菩萨一样精神的印度初期大乘,为「人间佛教」的理论根据。35 其实若要以杨氏的逻辑,解读「『人间佛教』何以在当代台湾,得到如此良好地发展」,也可以更彻底地推论:梁氏如果不是受到以基督教为主的帝国殖民「西化」的「刺激」,而且「非常在意」的话,那他就不会从佛教改宗儒家。所以梁氏先是「引基督入儒」,而佛教太虚、印老若没有受到梁氏「引基督入儒」的激化、圆成,就不会有这么「入世」的改革发生。所以「人间佛教」就是「援基督入佛」36? 杨惠南一文引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说明梁漱溟所看到民国以来佛教衰弱的样貌,因而「弃佛归儒」: 中国和尚和尼姑的主要职业是在丧葬等场合诵经作法事,通常他们是藉此而获得报酬。我们无法逃避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僧伽乃是无知与自私等乌合之众的团体……。他们的「剃发」很少是因为信仰。他们「遁入空门」,为的只是贫穷、疾病、父母的奉献……,有的甚至是因为犯罪。37 杨氏认为陈荣捷所描写的佛教现况,正就是梁漱溟当时所见逃避现实、遁入空门,「重感觉,取消问题……,适用于未来世界」的「印度佛教」。 梁氏的看法,是否就如杨氏引陈荣捷之文所作的推测,这里已经不重要,至少当时的中国佛教现况是如此地扭曲、萎靡、衰败。现在我们先来看早年因家贫,而被送到香火道场当和尚,尔后为所属的「小庙」赶经忏,当过「藉此取得报酬」经忏僧的圣严法师,对梁氏这般学者以为佛教是消极、避世的认知,又是如何看待。
二、质疑「回归佛陀本怀」(「回归印度」)——「援儒入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