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思想行谊 作者：曹仕邦　, 林煌洲等, ,
           
　　法鼓十年(1989～1998)

　　——从农禅寺到法鼓山的立基与开展
　　陈美华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

　　提要

　　本文是采取所谓内在、主观的面向，亦即人类学家所谓的「土著的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或是局内人的观点和语言，来呈现法鼓教团如何建构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在此建构法鼓山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带出法鼓山发展脉络所隐含的社会与文化意涵，而主要的切入面向是教育。

　　在进入本文所要书写的主轴之前，将首先从一个局内研究者该如何表达局内人的观点、是否可以超越或跳脱局内人的认知框架和格局来做学术分析、以及自我检证如何为本研究做定位的这三个角度，来对本文所采取的「局内人」研究路径，做一讨论。其次，在进入本文的主轴之后，将勾勒圣严法师的生平，及其「人间佛教」的理念，并且将从他受到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的思想影响、佛教本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面向、和其个人宗教观等三方面，来探讨其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思想溯源。

　　接着将从法鼓教团本身的内在、主观面向，以局内人的观点和语言，来整理与描述从农禅寺的立基到法鼓山的缘起、由来与发展。而主要根据的资料，是法鼓体系所发行的两大刊物，即《人生杂志》与《法鼓杂志》。最后则以强调佛教教育是圣严法师及其所领导的法鼓教团的主要诉求，和教团领导人个人生命经验、背景的面向，与其对外在社会环境所产生的觉知和回应能力来小结本文。

　　关键词：1．人间佛教　2．圣严法师　3．农禅寺　4．法鼓山

　　第一节　前言

　　民国八十九年(2000)上半年期间，电视银幕上经常出现一则投资公司的广告，流动、交错、重迭的影像画面里，一位佛教僧侣手拿大哥大巍然出现在一串续动上演的人物、建筑和科技产品的场景，予人深刻的印象。而其广告词则有如下的片断：「十年前，有谁会想到，台湾一半的电子信息，会掌握在这一群年轻人的手里。」有趣的是，虽然这个广告是为快速发展的电子资讯和投资事业做宣传，不过却也透露了佛教在这「十年」中，在进步发展的台湾社会里所占有的一席地位与历史事实。

　　十年前，不仅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想到台湾会成为电子资讯的王国之一；十年前，恐怕也少有人会预料到，佛教会有今日的蓬勃社会动员力和集资、推动力。甚至在十余年前，有些道场才刚刚成立或者还没成立，有谁会想到当时的弱势、边际团体，会成为今日台湾社会的重量级社团。本论文的主「法鼓山」，也是在十余年前才出现的。

　　虽然法鼓山成立至今只有十年余的历史，但是若要追溯法鼓山的缘起与由来，则不能不从法鼓十年前的另一个十余年谈起。这一段前法鼓时期的历史，主要是立基在农禅寺的禅修弘化，和根植在中华佛学研究所的佛教学术养成，而贯穿不论是前法鼓时期或是法鼓时期历史的，则是圣严法师为佛教教育所发宏愿的生命过程史。

　　本文因此将首先勾勒圣严法师的生平，及其「人间佛教」的理念，和其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思想溯源。「人间佛教」思想，可以说是当今佛教实践论述的主流，它提供了佛教入世弘化的理论基础，也揭示了佛教「现代化」的可能性。1虽然圣严法师所领导的法鼓教团，并不是以「人间佛教」作为其向社会诉求的主要标示，不过，就圣严法师个人的学思历程及其著述来看，他承属「人间佛教」思想的理念与脉络，是清晰的。因此在溯源圣严法师提倡「人间净土」，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思想来源这一节中，除了将从他受到太虚和印顺两位法师的影响面向来铺述外，也将从佛教本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其个人宗教观的面向来探讨。2

　　接着将从法鼓教团本身的内在、主观面向，以局内人的观点和语言，来整理与描述从农禅寺的立基到法鼓山的缘起、由来与发展。而主要根据的资料，是法鼓体系所发行的两大刊物，即《人生杂志》与《法鼓杂志》。最后则以强调佛教教育是圣严法师及其所领导的法鼓教团的主要诉求，和教团领导人个人生命经验、背景的面向，与其对外在社会环境所产生的觉知和响应能力来小结本文。然而在进入本文所要书写的主轴之前，将从一个局内研究者该如何表达局内人的观点，是否可以超越或跳脱局内人的认知框架和格局来做学术分析、以及自我检证如何为本研究做定位的这三个角度，来对本文所采取的「局内人」研究路径，做一讨论。

　　第二节　研究者的困境与研究进向

　　在不少学术的场域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批评，即某某人是隶属于某某宗教团体又做某某团体的研究，其研究结果不够客观，往往带有「内部人」的主观色彩，或有护教、护团，甚至宣传的倾向。姑且不论其研究成果如何，该研究者似乎已经「先天的」具备被批评的条件。然而在现今有越来越多的宗教团体培养自己的人走向学术研究之途，或是信仰某宗教、隶属某团体的个人，在其从事学术研究时，也选择其信仰的某宗教、或隶属的某团体为研究对象，这已经是一个现存的学术现象和事实。

　　面对这个现象和事实，台湾的宗教学术界，是否仍然能够只是轻易地从这个面向去批判，实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和思索的路线。并且更进一步的，希望能够提出较具建设性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提供给此类研究者一个参考的向度。这可能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虑，也就是，一个局内研究者该如何表达局内人的观点、是否可以超越或跳脱局内人的认知框架和格局来做学术分析，以及自我检证如何为该研究做定位。

　　以上提出的三个角度，除了是想解决批评者对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难外，同时也想解决研究者本身可能需要面对的另一个学术困境，亦即批判的学术训练、期许，甚至要求或标准。在欧美人文社会学术的长期发展中，向来具有高度的批判精神与色彩，也可以说，若是抽离了批判的特质与属性，欧美的人文社会学也就不成为其人文社会学，这样的陈述应该不为过。尤其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研究语境中，更是强调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精神、能力和伦理。而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人类学，因其学问发展的历史和脉络条件，而有所谓「帝国主义之子」(贾士蘅1999：24)的特性，人类学的当今发展，因此更是特别强调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研究态度，以期矫正或摆脱「帝国主义之子」的特性和包袱。

　　不过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类学自其学科创立之始，其研究人员即是以局外人的起始点来从事研究，即使是在一九七Ｏ年代左右以后，欧美历史人类学的专论和学报相继频繁出现，「而这种历史最终还是由局外人所建构」(贾士蘅1999：27)。而反观台湾目前从事宗教田野的研究者当中，有些人在研究的起始点上即是局内人，那么，当其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从事其自身团体的研究时，其所采取的批判精神或态度，是同或不同于局外研究者的批判精神或态度?又，一个局内研究者是否非得遵循欧美批判的学术传统，其研究成果才具有一定的水准，亦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商榷点。这也就牵涉到研究者该如何为其研究做定位的问题。

　　在此，将先列举出局内研究者角色的优缺点，再试图寻求一个适当的局内研究者的研究进向。在其优点方面来说，一个局内研究者应该可以比较容易深刻了解或代表某一部分局内人的观点，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内部一手数据，与研究对象之间有互相信任的感情基础，并且更具研究的热情与动力；而其缺点则是，可能难以保持所谓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可能很难跳出局内人的认知局限，以及可能很难采取批判的角度。在这样的优缺点下，我想借用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试图为局内研究者找到一个研究进向的参考点。Silverman   & Gulliver指出：

　　有的历史人类学家不只认真考虑土著观点，而且集中注意力于特定民族藉以拟想、创造和再造他们的过去，以至把过去和他们身处的现在联接在一起的各种方法和文化理路。我们称此为历史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history)。它注意的是记录和描写局内人的看法、假设和感觉，并用局内人自己的社会文化措辞表达。因而，这样的人类学几乎没有制造「客观」历史的企图。(贾士蘅1999：28)

　　因此，一个局内研究者不妨以「局内人自己的社会文化措辞」来描述和表达，不企图制造「客观」的历史，同样的也应注意不陷入主观的窠臼，根据局内所能获得的档案和信息，来做学理的解释、分析和论述。这也就是本文所采取的研究进向。而本文所根据的档案资料《人生杂志》和《法鼓杂志》，则是法鼓体系传递讯息、理念，联络信众情谊，凝聚整体共识的重要发声管道之一。这两份刊物，可以说是研究法鼓山发展历史相当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文本数据。另外一笔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则是圣严法师本身的著作。以下就先来谈谈法鼓山的创始人圣严法师，及其「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