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桂明先生著《中国居士佛教史》的出版，可谓近年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就以“居士佛教”作为系统研究的契入点来说，潘著不失为开创性著作，令人耳目一新，亦为佛史研究拓展了充分的想像空间。最年几年，僧俗两界围绕居士在佛教未来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潘先生立足社会文化史和佛教史这一大背景，对中国居士佛教的结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一般规律，进行了客观如实的考索，同时为澄清某些有争议性的问题提供了史证。

　　居士佛教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被提出，大约是在明朝时期。一方面因为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转型和定位，以及僧侣义解佛教的沉默，客观上刺激了居士主体意识地觉醒。另一方面，僧俗两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国王大臣对佛教的外护之功。思想史上，居士佛教的突显还取决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论争和交融，尤其是知识阶层站在主流思潮的立场对佛教所进行的考量。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指出，居士佛教在社会上开始盛行起来，是在明末云栖袾宏等的布教活动之后。晚清及民国时期，诸多义学居士为保护和振兴佛教摇旗呐喊，同时在佛典整理、佛法诠释等方面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居士在近代佛教义学复兴运动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致使欧阳竟无等人，对长期固定下来的“僧主俗从”模式提出质疑，甚而发出居士亦是僧类，居士亦是福田等惊世语，引发一场民国佛教史上的大讨论，这场争论至今仍未停止。

　　潘著似乎并未纠缠于上述争论，只在察证史实的基础上，用史料来说话。首先，潘先生界定的居士概念指佛教的全部世俗信徒，而居士佛教，意指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类修行、护法活动。佛教居士层群的社会角色，有帝王及王室成员、宰官显贵、文人学士以及广泛的民间群众，与此相应，居士佛教也呈现出三个层次：帝王的佛教活动，是对帝王及王室成员的佛教生活内容的概括；士大夫佛教，走的是一条义解体证之路，他们通常是在对佛教与儒、道等诸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中，来理解并认同佛教；民间佛教，基本成形于两宋时期，体现了佛教在民间的生存实态，也是佛教广泛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清纪晓岚总结佛教有两个社会信仰层次，一为“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一为“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纪晓岚文集》第2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76页），即所谓的精英佛教和民俗佛教，前者落实于智慧解脱；后者表现为供施拜祷以求兴福祛祸。潘著涵摄三支居士佛教，但将士大夫群体规定为“佛教居士的主体”，叙述的重心也集中在士大夫的佛学素养和三教争论中的思想调谐作用。同帝王佛教和士大夫佛教相对应的是民俗佛教形态。民俗佛教在宋代的兴起，标明佛教经历一千余年的弘传已经广泛深入人群社会，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因其民间性及对其他宗教形式的杂揉，模糊了佛法重心灵觉悟的真义。

　　就佛教本位的视角看，居士佛教作为佛教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有其特殊的发生与发展理路，居士与僧侣，作为佛教事业的两大支柱，虽具有共同信仰，但各别之身份和生存环境，决定他们在佛法践履、弘扬及护持层面，必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就社会层面看，居士佛教体现了传统的主流思潮和民俗心理对佛教价值取向的认同。居士佛教的“三支”，分别对应政治、思想和民俗，表现为中国社会三大阶层的佛教生活特征。因此，居士佛教研究，不仅为解读佛教文化拓展了充分的想像空间，而且是从佛教角度来分析传统人文心理和世俗文化生活特征的重要契入点之一。

　　其次，潘著结合中国中古历史的发展，描述了中国居士佛教的动态过程，即发端于东汉三国，滋长于两晋，壮大于南北朝，繁荣于隋唐，全盛于两宋，辽金元时期表现为演进的态势，明代为反省时期，清代为维系阶段，近代则反映出改革的动向，每一阶段都表现出自身的特点。通过对居士佛教信仰、修证、解义及护持等活动的叙述，集中阐释了居士佛教各阶段的基本形态，并分析了居士佛教特色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潘先生认为，中国佛教的兴衰是与中古历史的兴衰相呼应的，居士的参与，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佛教的衰颓之势，却难以彻底扭转败局，因此，“近代佛教复兴”的提法尚值得商榷。

　　第三，对于居士，社会生活才是根本，只是在寻求现实超越的路径时，归心于佛教，并由此展开实际的修行、护法与护教活动。把握居士佛教，应从其与僧伽与社会的关系中，从其对宗教修行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谐调中，辨析其个性，理解居士生存的一般特点。居士的佛教修行活动，基本凝聚在僧团尤其是高僧的周围。历史上，居士与僧侣不仅不存在根本对立，而且水乳交融。潘先生根据史实，确认了僧俗关系的历史定位，他说：“以道安教团的居士佛教团体形成为发端，中国历代居士及其居士佛教活动都与该时代的高僧及僧团相联系，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乃至俱荣俱衰。这也是中国居士佛教史的一大特色。”潘著基本以当代高僧为中枢，着重叙述居士的外围活动。

　　第四，就佛教史学来说，关于僧侣活动的记载，若僧传、宗门史以及通史类著述，蔚为可观，且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体系和史学方法，有关居士佛教的记载，则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明代方出现有关居士的专门著述，但仅局限于人物传记及宗门范围。晚清居士彭际清有鉴于此，始有撰集《居士传》之举。潘先生立足现代学术方法，对居士佛教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仅据书末所列各类内、外典参考文献，就达三百五十余种，文中具体引证的资料更是不计其数。历史主义的叙述方法，保证了著述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居士佛教史作为专门史研究，其根本任务是理清居士佛教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其深层意义则在于明晰居士与僧侣、居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对居士佛教理念获得认识，并明确居士佛教的独立品格。《中国居士佛教史》选取佛教居士群体作为研究视角，为佛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维向度，且有助于解读传统社会文化和人文心理，因此，这一研究课题具有理解佛教史和文化史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