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向知识精英和大众佛教两个方向发展，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南北方社邑的组织和活动内容并不尽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以僧人为精神导师，由地方士绅豪富领衔，而由广大信徒集资并定期活动的佛教组织【龙泉：《汉地教团的建立及早期组织形式》，《法音》，1996年第8期。】。

　　“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我们提供了距今830年前的佛教社会运动的一份珍贵史料【此碑现竖于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普光明殿后，笔者1996年8月应邀为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河北省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生活禅夏令营”授课时，获赠录自《赵州石刻全录》的《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记》影印件。】。此碑由柏林禅院住持，“都功德主当院传法沙门”清昭和“副功德主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共同领衔，率三千邑徒，立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十八日。原置于柏林寺天王殿下，高一丈四寸，宽三尺七寸八分，趺没入土中。碑文由本郡离尘院住持行满撰，共三十六行，字长八分，宽六分，额字长二寸，宽二寸五分。碑阴题名凡三十五排，末寺僧题名一排。

　　在清昭之前，前任住持亦“摄三千邑众”。他“利生接物，方便颇多，道化缘厚，摄三千邑众，同会修因，慈悲利乐，普济无边，愿心弘广，孰能可比？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尚未完工，即掩化别世。清昭为其门人，“承先师预垂之愿，待本师和尚之缘，再率三千邑徒，书名上碑。遂有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同结妙因，塑像妆饰”。这两批邑众都以柏林寺的住持作为精神导师。

　　在辽、金时代，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参游侠：《辽代佛教》、《金代佛教》，《中国佛教》第1册，知识出版社，1980年。】。

　　碑文所称“三千邑众”是一个约数，据笔者用电脑统计，实际为2048人，分布在沃州城乡（372）及平棘县（433）、宁晋县（359）、赞皇县（337）、柏乡县（329）、临城县（317）、高邑县（50）、元氏县（10）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区内。若以“氏”（632）、“婆”（2）、“姑”（15）判为女性，则女性人数为649人，约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碑文中除10个无法辩认的姓之外，有212个姓氏，其中人数在50人以上的有七个：李（198）、张（163）、王（138）、刘（101）、范（59）、耿（58）。作为“副功德主”的田进、贾德和李和三人，显然是出资最多的地方豪富。在这三人中，田进住沃州州城崇教坊中，在崇教坊25名僧俗男女中，姓田的唯此一人。而所有田姓邑子，不过29人。贾德，高邑县城赵村人氏，县中邑子唯此一人姓贾。在所有邑子中，姓贾的不过18人。李和，沃州娄家寨人，虽然李姓占“三千邑众”中的第一位，但娄家寨中亦仅他一人姓李。

　　按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说法：“邑”一名指同一地区或同一小镇的全体居民；“社”一名又使人联想到了上古时代在土地神祭坛召开的村社会议。而“义”这一词，如同“义父”、“义子”、“义肢”等术语所显示的一样，超越了通常的法律和亲属关系，成为一种宗教范畴内的关系【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323～325、352页。】。 从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来看，这个佛教社团显然不是地方社区的共同体组织，也不是以宗族村社为纽带的组织，而是一个以“塑像妆饰”的建福活动为主要任务，为募集资金而聚集起来的一个比较松散性的跨州县组织。在这“三千邑众”中，有从属于17个寺院的僧俗大众参加，发起寺院柏林寺亦非人数最多的单位。见下表：

　　沃　洲
　　龙兴寺　67
　　感兴寺　37
　　柏林寺　16
　　禅定院　13
　　开元寺　8
　　兴法院　2
　　明因院　1
　　读上院　2
　
　　赞皇县
　　嘉应寺　64
　　严华寺　40
　　龙堂院　20
　　治平寺　4
　　法会院　1

　　柏乡县
　　神应寺　11
　　宋圣寺　4

　　平棘县
　　济道寺　10

　　临城县
　　妙因院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