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佛教文化交流曾占有重要地位，不少优秀的探险家、旅行家和文化使者是佛教的求法高僧。在他们当中，东晋法显走在前面，成为历代求法僧效法的榜样。

      法显生活在中国南北分裂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南方是东晋王朝，北方先后出现由所谓“五胡”少数民族成立的十六国，战乱很多。在后秦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与慧景等4人从长安出发西行，到印度“寻求戒律”，前后经过14年的艰难求法历程，“凡所游履，减三十国”，在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搭商船从山东崂山登陆回国，在中国与印度南亚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关于法显赴印求法，笔者过去已写过《法显西行求法与〈佛国记〉》和《东晋佛教翻译家法显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东晋著名旅行家和佛经翻译家法显的几个问题》(1)，对法显求法历程、回国后的译经、《佛国记》以及法显的历史贡献和地位等作过比较系统介绍。笔者在这里根据自己搜寻的资料，着重对《佛国记》中法显以外求法僧的事迹进行考述，以作为对以往研究的补充。

      法显在记载求法经历的自传体行记《佛国记》（或称《法显传》）中，提到与他同时从长安出发西行的僧人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此后，法显一行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域、印度行进中，又先后遇到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这样，再加上法显，求法僧一共有11人。

      有这么多从汉地出发西行求法的僧人，一是说明当时中国佛教已经相当兴盛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二是说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可以说是进入新的阶段。然而除法显外，现存其他求法僧的资料很少，其中智严、宝云、慧嵬3人在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简单的传记，其他只是在《佛国记》中记述了他们的零星事迹。

      一、《佛国记》中的求法僧

      在《佛国记》开头，法显追述说：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2)，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3)

      法显在这里说明自己在弘始元年（东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目的是到天竺（古印度）寻求戒律，同行者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另据《佛国记》记述，法显等人到于阗后，“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法显等欲观行像……”，可以推测在与法显结伴西行的求法僧中还有慧达。慧达与慧景、道整先离开于阗。在“法显等欲观行像”句中的“等”，则应包括慧应、慧嵬二人。

      在与法显结伴出发的慧景、道整、慧应、慧达4人中，只有道整随法显进入中印度，其他3人皆未能进入中印度。

      法显一行离开长安后，先沿着河西走廊西行，在经过张掖（在今甘肃西北部）时，遇上同样想去印度的求法僧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5人。因彼此同志，关系融洽，共同度过夏安居后，约在弘始二年（400）一起出发西行，路途中有合有分，然而智严等5人最后皆未进入中印度。

      他们在走到焉夷（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时，智严、慧简、慧嵬3人为求取行资，返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此后，智严1人到罽宾（今克什米尔）求法，然后陪伴印度僧佛驮跋陀罗辗转从海路回国。至于慧简、慧嵬2人，从此行踪不明。

      法显与慧应2人到达于阗（在今新疆和田县东南）后，在此等到四月一日观看纪念佛诞节的佛像游行仪式，接着度过夏安居3个月。慧达与慧景、道整没有观看行像仪式，先出发到竭叉（今新疆喀什），然后法显等人赶来与他们会合。僧绍请一位“胡道人”作向导到罽宾求法，其后情况不明。

      大约在弘始三年（401），法显一行越过葱岭，进入古印度西北部的陀历国（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地斯坦附近），渡过印度河进入乌苌国（首都在今巴基斯坦国北部斯瓦特河流域）。在此度过夏安居，再经过宿呵多国（在乌苌国西南）、犍陀卫国（在今巴基斯坦国西北喀布尔河沿岸一带）、竺刹尸罗国（在今巴基斯坦国拉瓦尔品第西北），进入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国白沙瓦）。

      慧景、慧达、道整3人提前从乌苌国出发，先到那竭国（在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城的南边和西边），在那里供养佛影、佛牙及佛顶骨。在这期间慧景有病，道整在他身边照看。慧达一人回到弗楼沙国与法显、慧应相见。

      在这期间，慧达与宝云、僧景回到后秦。慧应生病，不幸在弗楼沙国供养佛钵的寺中逝世。法显独自一人西行到那竭国，在供养佛影、佛牙的寺院与慧景、道整2人相会，在此越冬居住3个月。

      约在弘始四年（402），法显、慧景、道整3人离开那竭国城，南下翻越小雪山（在今阿富汗国贾拉拉巴德以南的塞费德科山脉），因为环境恶劣，气候严寒，慧景竟死在此地。《佛国记》记述：

      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

      读到这些形象逼真的记述，使人不禁感到悲酸。这样，此后只有法显、道整2人进入北印度、中印度。

      佛教经典中提到的中印度，也被尊称为“中国”，古来是指以摩揭陀国（摩竭提）为中心的广阔地方，相当于现在印度北半部，是佛教发源和最早兴盛的地方，境内有恒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入海，另有它的支流亚穆纳河。在《佛国记》中提到的有僧伽施国（首都在今印度北方邦的法鲁卡巴德）、罽饶夷城（今印度北方邦根瑙杰）、沙祇大国（当今北方邦瓦腊那西以北一带）、拘萨罗国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拉布蒂河南岸的塞特马赫特地区）、毗舍离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穆札法尔布尔地区）、摩竭提（摩揭陀）国（首都巴连弗城，也称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王舍新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拉杰吉尔）、伽耶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中南部的佛陀加雅）等地。

      法显、道整2人大约在公元403年进入中天竺。当时统治印度的是继贵霜王朝之后的笈多王朝，在位的国王应是旃陀罗笈多二世（380－414）。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说，中天竺四季气候温和，无霜雪，人民安居乐业，王府不设置户籍，但规定耕种国王土地者要缴纳赋税。又说佛教在中天竺各地都很兴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铺毡于地，对上座前坐，于众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式，相传至今。”其中尤以巴连弗城佛教最兴盛。法显、道整2人游历中印度各地，巡礼佛当年出生、成道和传法的遗迹，曾前后两度进入巴连弗城。

      法显在《佛国记》介绍说，巴连弗城佛教最为兴盛，在阿育王塔旁边有座大乘寺（摩诃衍僧伽蓝），著名大乘学者“婆罗门子”罗沃私婆迷在那里传法。大乘寺内收藏有成文经律。法显在此寺留学3年（应是从405年至407年），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他抄的戒律有《摩诃僧祇律》、《萨婆多众律》、大乘佛经有《方等般泥洹经》、小乘论书有《杂阿毗昙心》、《摩诃僧祇阿毗昙》等。

      一直与法显同行的道整，到了中天竺后，“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竟放弃归国弘律的初衷，决定留在巴连弗城不归，甚至发誓在成佛以前“愿不生边地（按：指祖国中国）”。

      然而法显不忘初衷，为将戒律带回国内流通，先踏上渡海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的旅程，然后从那里乘船回国。

      二、智严、宝云和慧嵬事迹

      （一）智严及其译经

      智严、宝云和慧嵬的事迹，前边仅据《佛国记》的记述作了零星介绍。智严、宝云2人皆是南朝宋的著名的译经僧，在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中有传(4)，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乃至唐智昇《开元释教录》中载有他们译经的目录，而慧嵬在《高僧传·习禅》中有传(5)。

      智严，西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人，弱冠（20岁左右）出家，志欲师事名师，广求经典，与宝云、慧简、僧绍、僧景等人结伴西行求法，约在后秦弘始二年（400）在张掖与法显等会合，然后同行。然而在到达焉夷时，感到路资不足，便与慧简、慧嵬返回高昌化缘，然后没能回去与法显同行，便一人寻路辗转到罽宾求法。根据法显的经历推测，时间应在弘始三年（402）左右到达罽宾。

      在罽宾有座摩天陀罗精舍，著名禅师佛驮先（或佛大先）在那里居住传法。智严便入此精舍礼他为师，学习禅法3年，进步很大，受到佛驮先的赏识，感叹：“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佛驮先有弟子佛驮跋陀罗（或作佛陀跋陀罗，音译觉贤，359－429），原籍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国），在禅法上达到很高的造诣。智严听说他的声望，便特地邀请他到中国传法。佛驮跋陀罗表示同意。

      大约在后秦弘始九年（407），智严与佛驮跋陀罗2人踏上通往中国的路程。他们走的路线是先陆路，后海路。据《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记述：他们离开罽宾，“步骤三载，绵历寒暑，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主矜其远化，并倾心资奉，至交趾乃附舶……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6)看来是先北向越过获葱岭，然后往东南方向走，路途得到各地国主的施舍照应，经过3年，辗转到交趾（今越南）搭船，从海路到中国青州东莱郡（治所在今山东掖县），听说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佛经，便赶往长安去投奔。大约在后秦弘始十年（410），他们到达长安，被后秦朝廷安置住在大寺。

      鸠摩罗什是在后秦弘始三年（401）被后秦王姚兴派人迎请到长安的，在弘始十五年（413）逝世，一生共译经35部294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法华经》、大小品《般若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维摩诘经》、《成实论》等。

      佛驮跋陀罗到长安后，曾与鸠摩罗什关系十分融洽，然后过了一段时期，竟遭到鸠摩罗什弟子的排斥，不得已与弟子慧观等40余人离开长安南下。智严也离开长安。佛驮跋陀罗先应庐山慧远邀请到东林寺翻译《达摩多罗禅经》等经，一年后到江陵，后被东晋太尉刘裕请到建康（今南京）道场寺翻译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华严经》六十卷、梵本是法显带回的《大般泥洹经》六卷等，就是以他为译主翻译的。

      智严离开长安后，寄居于在山东的一所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太尉刘裕（后篡晋建宋，即宋武帝）率兵帝西伐长安，取胜回朝途经山东，经手下王恢的推荐，请智严同回建康，安置于始兴寺。此后，智严为避喧嚣，请王恢在建康东郊建枳园寺居住修行。智严从罽宾求得的梵本佛经尚未翻译，到建康后，陆续译出。据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五记载，他共译经10部31卷，其中有《无尽意菩萨经》六卷、《法华三昧经》一卷、《广博严净不退转轮经》四卷、《四天王经》一卷、《普曜经》八卷、《净度三昧经》一卷、《菩萨璎珞本业经》二卷、《生经》五卷、《善德优婆塞经》一卷、《阿那含经》二卷，其中《广博严净不退转经》、《四天王经》是与宝云合译的。

      智严为居士时曾犯过戒，受具足戒后，直到晚年总是怀疑自己“不得戒”[怀疑未得戒体(7)]，便不顾年老，再次经过海路到印度，希望得到寻访名师做出解释，后来在转往罽宾途中无疾逝世，年78岁。有弟子智羽、智远等人。

      （二）宝云及其译经

      宝云（376－449），据传是凉州人，幼年出家，学法精勤，后产生西行求法之志。在东晋隆安之初（如果是元年，为公元397年），踏上西行求法路程。此后不久，法显从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在经过张掖时与宝云、智严等5人相遇，然后结伴西行。

      宝云与法显在西行路途中有分有合，在经过炖煌（敦煌）、鄯鄯、焉夷，到于阗，然后经子合至于麾国，在此安居，至竭叉（今新疆喀什）。大约在后秦弘始三年（401）越过葱岭，进入北天竺，再经过陀历、乌苌国、宿呵多国、揵陀卫国、竺剎尸罗国，至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国白沙瓦），大约在后秦弘始四年（402）参拜过佛钵后，便与慧达、僧景2人踏上归国路程。

      宝云在西行过程中，除巡礼佛的圣迹外，还搜寻佛书，“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高僧传·宝云传》）。看来他学习的不仅有梵语，还有西域各地的胡语。这为宝云回国以后参加译经打下基础。因为当时传到中国内地的佛典除了用梵语书写的外，也有用其他所谓胡语书写的。

      宝云回国后，听说佛驮跋陀罗来到后秦被安置在长安大寺，因仰慕佛驮跋陀罗是禅学名师，便投到他的门下学禅。在佛驮跋陀罗遭到鸠摩罗什弟子排斥离开长安时，他也离开长安。庐山慧远听说此事，接佛驮跋陀罗到庐山译经，派弟子昙邕到长安致书后秦王姚兴及关中僧众，化解双方误解和冲突。(8)在这个期间，宝云被邀请到建康道场寺参加译经。

      宝云翻译佛经4部17卷，有《佛本行经》七卷、《新无量寿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二卷、《付法藏经》六卷，此外还协助佛驮跋陀罗翻译法显带回的《大般泥洹经》六卷、与智严合译《广博严净不退转经》、《四天王经》等经。(9)

      宝云当时在建康被认为译经水平很高，受到住持道场寺的学僧慧观等人的尊敬。宝云先住城外六合山寺，慧观晚年临终时请他回京住持道场寺。宝云在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逝世，年74岁。

      （三）禅僧慧嵬

      慧嵬，生地不详，曾居长安大寺，戒行清净，经常栖隐山谷，重修禅定。据传说在他入定情况下，不受任何内外干扰，“执志贞确，一心无扰”。东晋隆安三年（399），他与法显等僧结伴西行求法。据《佛国记》记述，在进入焉夷后，慧嵬与智严、慧简为求取行资返回高昌，此后慧嵬与慧简行踪不明。

      三、法显等人西行求法的历史意义

      据以上考察，法显一行赴西域、印度求法，是一个规模不小并且影响深远的事件，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

      从《佛国记》的记载来看，前后有11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参加西行求法活动。路途遥远而艰险，有的死在途中，有的半途而归，有的在进入印度西北后归国，有的留在中印度不归，只有法显在游历印度后又渡海到师子国周游和求法，最后泛海而归。

      法显一行的求法活动，不仅带回梵文经典，而且造就了法显、智严、宝云这样的优秀译经人才，归国后所翻译的戒律、佛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另外，经过法显、智严、宝云等人在西域和古印度的求法、参访和交谊活动，增进了中亚、南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智严热情邀请到中国传法译经的佛驮跋陀罗，是继鸠摩罗什之后最优秀的译经家，主持翻译的《华严经》、《大般泥洹经》和《达摩多罗禅经》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智严陪同佛驮跋陀罗先从陆路，后从海路回到中国的路线，为中印交通开辟了新的路线。

      无论是法显还是智严、宝云，原来都是北方人，他们后来都渡江到了东晋国都建康，并且参加官设译场翻译佛经，在东晋十六国南北分裂及民族大融合的特殊时期，既促进了南北方佛教和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中国与古印度、南亚佛教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充实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1)前者为任继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三章第四节，后者发表于2005年戒幢佛学研究所《戒幢佛学》第三卷，最后一篇在2007年10月12日—14日在临汾举办“山西临汾法显纪念馆奠基仪式暨法显学术座谈会”上发表。

      (2)原误作“弘始二年”，查己亥岁应是弘始元年，《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皆载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即己亥岁出发，故改，为公元399年。

      (3)本文所据《佛国记》，是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法显传校注》。

      (4)智严传、宝云传，载《高僧传》卷三，《大正藏》卷50第339页上至340页上。下面所引，不再另注。

      (5)慧嵬传，载《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卷50第396页中下。

      (6)载《大正藏》卷50第334页下。

      (7)戒体，道宣说受戒时“纳圣法于心胸”，实际是受戒者对戒法的忆念、信心和持戒的意志。

      (8)《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大正藏》卷50第335页中。

      (9)参考《开元释教录》卷五。

（本文来源：白人岩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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