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达磨以前的中国禅学

菩提达磨观见中国人有大乘根器，即泛海东来，经过三年时间，到达建康（今南京），这时正是梁武帝普通七年（５２２，有争议）。武帝迎达磨于宫中，相与问答。达磨知机不契，遂渡江北上，到河南洛阳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后来慧可断臂立雪求佛法印，达磨与安心竟，越九年授慧可袈裟，传以法印，以‘二入四行’并《楞伽经》四卷，用付慧可，要他单传心印，开示迷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自此创立了中国的禅宗。直到六祖慧能，大行于中国，宋时远播朝鲜、日本，迄今流传未衰。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的特胜法门，教外别传的心宗，不落言诠，不立文字，重实修实证，真参实悟。说禅宗不文文字，并不等于不用文字。在自悟方面，强调藉教悟宗；在悟他方面，更离不开经典。如六祖说：‘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又说：‘《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义。’这些言语，说明禅宗并非完全排拨文字的。故达磨授慧可以《楞伽》，黄梅、曹溪弘演《金刚》，都说明经教文字，对禅宗亦有大助力。从经教的翻译与历代师祖大德的实践修禅来看，达磨没来以前，中国已有禅学的滥觞，对后来禅宗的影响很大。现将翻译禅经和注重禅观修持的祖师大德的史实，略加介绍，说明菩提达磨以前，中国确有禅学流行，亦有禅观之修持与实践。

（一）安世高对禅经的翻译

在东汉桓帝时，有安清字世高者，是安息国王正后的太子，幼以孝行见称。志业聪敏，刻意好学。外国典籍，以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无所不通。国王死后，让国与叔，出家修道。于建和二年（１４８）来到洛阳，译出《安般守意》等经，为习禅者所重。这一史实可看作是中国禅学的开端。安世高本人既精习小乘经论，也讽持禅经验，备尽其妙。《高僧传》卷一说安世高‘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及六十品。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也。’

安世高从汉桓帝建和二年（１４８）至灵帝建宁（１６８—１７１）中二十余年，译出经论三十余部。现存的《佛说大安般守意经》（二卷）、《禅行法想经》（一卷）、《道地经》（一卷）三经中以《大安般守意经》对修习禅观特别重要。康僧会、道安等均为此经作了注解和疏释。

（二）支娄迦谶敷演大乘禅教

在安世高来中国的同时，月支国沙门支娄迦谶，亦来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１７８—１８８）间，传译梵本。译出了《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兜沙经》等，开始敷演了大乘教义，是为中国大乘禅教的开端。《道行经》即《放光般若》，所讲空理，为禅教扫荡门中的要旨。《首楞严经》的初译，更为禅教所依用。《兜沙经》为《华严经·名号品》的异译，后来禅宗门下亦多引用。《首楞严经》在梁代已成缺本，《兜沙经》一卷，现在《大藏经》中。特别是《楞严经》的教义，为后来禅宗门下所引用，对禅宗的影响很深。

（三）支谦译经与大乘禅教

支谦是安世高、支谶以后的大译师。《历代三宝记》卷五说，支谶有弟子支亮，亮有弟子支谦，是为三支。当时人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月支国人。他的祖父法度，于汉灵帝世，率领该国人数百，来汉归化，拜为率善中郎将。谦生于中国，博览经籍，广智多能，世间技艺，多所综习，肩学异书，备通六国言语。献帝末年（２２６），汉室大乱，与乡人数十共奔吴地，孙权拜为博士。

谦慨叹佛教虽已流行，而经多梵语，未尽翻译之美。于是广收众经旧本，译为汉言。自吴黄武元年（２２２）至建兴二年（２５３），译出《大明度经》、《净行品经》、《首楞严经》、《禅秘要经》、《修行方便经》、《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等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

《禅秘要经》四卷，《修行方便经》二卷，都重在说明禅观之法。《首楞严经》，《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三卷，尤为形成大乘禅教的要素，其说散见于诸禅书中，影响很大。

（四）康僧会解说禅教

沙门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今新疆北至中亚一带）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移居交趾。会年十九，二亲并亡，乃出家，励行甚峻，明解三，藏博学多识，兼善文学。于东吴赤乌十年（２４７）来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因感得舍利以献孙权。权遂为建塔寺，以始有佛寺，遂称建初寺。由是江右（长江以西之地）佛法大兴。僧会于建初寺译出《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经序。解说禅教的《安般守意经》注解，当时习禅的人奉为龟鉴。这里抄录《出三藏记集》卷六所载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中一段，以明康僧会对修禅方法及利益的重视。

‘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数、随、止、观、还、净），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口、身、心，谓之内矣；色、声、香、味、细滑、邪念，谓之外也。……弹指之间，心九百六十转。一日一夕，十三亿意。……是以行寂系意著息，数一至十，十数不误，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无他念，泊然若死，谓之一禅。禅，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已获数定，转念著随，蠲除其八，正有二意（言意已十去其八，仅存数息相随二正意）。意定在随，由在数矣（相随时意定在随，其初由于数息）。垢浊水肖灭，心稍清净，谓为二禅也。又除其一，注意鼻端，谓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趣（生老病死），五阴六冥（即六尘），诸秽灭矣。昭然心明，逾明月珠（得止心明）。淫邪污心，犹镜处泥，秽垢污焉，偃以照天，覆以临土（偃镜以照天，覆镜以临土，皆无所见）。聪睿圣达，万土临照。虽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睹。所以然者，由其垢浊。众垢污心，有逾彼镜矣。若得良师，划刮莹磨，薄尘微　，荡使无余，举之以照，毛发面理（面纹），无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万不识一矣。犹若于市，驰心放听，广采众音，退宴存思，不识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浊翳其聪也。若自闲处，心思寂寞，志无邪欲，侧耳靖听，万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悬之鼻头，谓之三禅也。还观其身，自头至足，反覆微察，内体污露。森楚毛竖，犹睹浓涕。于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无存不亡。信佛三宝，众冥皆明，谓之四禅也。摄心还念，诸阴皆灭，谓之还也。秽欲寂静，其心无想，谓之净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举眼所观，无幽不睹。往无数劫方来之事，人物所更，现在诸刹，其中所有世尊教化，弟子诵习，无遐不见，无声□不闻。恍惚彷佛，存亡自由（生死自主）。大弥八极，细贯毛氅。制天地，住寿命，猛神德，坏天兵，动三千，移诸刹。八不思议，非梵所测，神德无限，六行（数随止观还净）之由也。世尊初欲说斯经时，大千震动，人天易色，三日安般，无能质者。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曰何等，一尊主演，于斯义出矣。’

康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文中对数、随、止、观、还、净六妙门，解释得既深且透，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禅观的重视和修禅的体会，对后世修习禅观者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五）竺法护的译述对禅学的影响

两晋时代佛教很盛，译经的人很多。成就大而影响深的译师当然推竺法护。他的祖先是月支国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年八岁出家，事外道沙门竺高座为师，遂称竺姓（当时沙门多随师姓）。诵经验日万言，过目能记。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时当晋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师，而方等深经，却蕴藏于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其师遍游西域诸国，通晓三十六国语言文字。西晋泰始二年（２６６），大赉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后入洛阳及往江右，沿路传译，未尝暂停。自泰始中，至永嘉二年（３０８），译出《光赞般若经》、《维摩经》、《正法华经》、《无量寿经》、《十地经》、《大哀经》、《般泥洹经》等。

护于晋武帝末，隐居深山，寻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进行道，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僧徒宗奉者数千人。时人称为敦煌菩萨。他所译《光赞般若》等经，于禅道之勃兴颇具影响。般若乃禅学的本质，在禅宗建立以后，般若思想仍为禅师们所重视。

（六）道安对禅学的影响

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高僧传》卷五说：

‘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缺。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余言，安赉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谙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减一万言，赉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经覆之，不差一字。卷大惊嗟而敬异之。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

至邺城（今河南安阳）中寺，卷事佛图澄。更游学诸方，遍求经律。寻建寺塔，开讲筵，徒众数百，常宣法化。他高瞻远识，在佛教史上，是古今罕比的杰出僧雄，当时佛教界推尊为泰山北斗。

自汉魏至晋，译经已多，但传译的人，多未说名字，后人追寻，莫测年代。道安乃总集自汉魏至晋译经目录，表其时代与译人，诠品新旧，撰为《综理众经目录》一卷，众经有据，实有其功，可惜其书久已佚遗。后在襄阳十五年，每岁常讲《放光般若》，未尝废缺。他在关中时，见当时沙门，多随师姓，以为依师莫如遵佛，主张僧尼应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来，果有‘四水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出家，同称释氏’之文，与道安之言相符。汉地僧尼以释为姓遂为永式。他又制定僧尼轨范，条为三例：一、行香定坐上经上讲法，二、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布萨差使悔过等海。注释经论，立序禅、正、流通三分；又于经初置经题，皆自道安开始。道安以性空为宗，倡本无说，撰著《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注解，凡十痍部二十二卷。今并湮没失传。

在道安的著述中，与禅门至关重要者，则般若之弘通及禅经之注解。《出三藏记集》卷六，有道安作《安般注序》，《十二门经序》，卷七有《道行经序》，卷八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同书卷五有《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列安公著作。

道安所著诸经注解虽然湮没不传，但他的般若思想，尚可从现存的《安般注序》等文中窥其大概，对于当时修习禅定的人影响至深。

当时实修禅法者，在《高僧传》中著其事迹者有竺僧显、帛僧光、竺道猷、释慧嵬、支昙兰等，或独处于山谷，或安禅于石室，皆依教修禅之辈。如《高僧传　释慧嵬传》说：

‘释慧嵬，不知何许人，止长安大寺。戒行澄洁，多栖处山谷，修禅定之业。……后冬时，天甚寒雪，有一女子来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鲜明，姿媚柔雅，自称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来，以相慰喻，谈说欲言，劝动其意。嵬，厥志贞确，一心无扰。乃谓女曰：吾心若死灰，无以革囊见试。女遂淩云而逝。顾叹曰：海水可端，须弥可倾，彼上人者，秉志坚贞。’

当时修习的禅法虽与后来的大乘禅不同，然注重真修实证的作风，则是禅学史上甚可注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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